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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章
一湾郁水自斑斓
一湾郁水自斑斓 文/ 杨旭乐
先秦时期,生活在楚国以南的越人是古代中国南方的世居土著民族,分布在今天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等东南沿海省份。南方越族支系繁多,有瓯越、骆越、南越、闽越、吴越、扬越、山越等诸多支脉,历史上概以“百越”统称之。 贵港地处桂东南水陆交通枢纽位置,从先秦时期的土著西瓯人开始,以瓯越为基底,自秦汉以降,融合中原汉文化,浸沐于唐风宋雨。后来随着明清两代粤省移民不断迁入,尤其是汉族支系中的广府人、客家人等不同民系持续迁播并落籍于郁江两岸,汉、壮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劳动、杂居交往,各族群的语言、生活习惯、节庆礼节等构成了多元融合文化,孕育出异彩缤纷的地方风俗。 夷巢十万古西瓯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贵州(今贵港)本西瓯骆越之地。” 西瓯与骆越是百越族中的两大支系,今贵港属于西瓯聚居区,同时又处于与骆越人交错的边界地带。 位于郁江流域的贵港也是中华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地。西瓯亦被视为贵港土著人历史之根源。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族地区,在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郡,与中原黄河流域同步推行郡县制。桂林郡范围包括今广西大部分地区,郡治设在今贵港城区,距今已有2200多年。统一岭南后,秦始皇“发谪徙边”“以谪徙民”,汉越杂处,郁江平原进入第一波大开发、大融合时期。 汉建宁三年(170年),郁林郡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十万余乌浒人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谷永体恤民艰,率众在郡东凿井取水,这就是贵港东湖的前身——东井,后人称“谷公井”。这位来自汉帝国首都长安的太守,被后世誉为汉越交流的先行者。清代乾隆年间,浔州知府胡南藩作《读浔州名宦志诗》共八首,其中之四就是颂扬谷永任职郁林太守的功绩:“夷巢十万古西瓯,聚啸南江最上游。一自汉家开置后,曾烦凿井郡东头。” 汉代乌浒人,是当年西瓯部族归附汉朝后的贵港本土原住遗民,与先秦时期的西瓯越人是一脉相承的,属于西瓯直系后裔。从汉至唐的历史典籍里出现的僚人、俚人,到宋时改称獞人、撞丁,明清两代又有狼人、土人等不同称呼,都与先秦时的瓯骆越人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是今天固守于贵港的壮瑶诸族之近亲族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贵港在城区周边陆续发掘出大量汉代墓葬,尤以罗泊湾一号汉墓最具代表性,出土了铜鼓、铜锣、铜勺、提梁铜筒、人面羊角纽铜钟等极具瓯越特色的器物。这些青铜器上的羽人纹饰等图案,再现了西瓯越人祭祀庆丰、载歌载舞的场面,还原了早期土著越人的生活习俗。 直到隋唐时期,广西大部地区尚是少数民族——俚人的聚居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贵州有府,一曰龙山。”唐代在今贵港北部龙山地区设置龙山府,隶属贵州,管辖整个龙山盆地。光绪《贵县志》载:“北山上盘武宣,下连浔郡,错综百余峰,延袤数百里。唐贵州牧尝教植茶树于此,土人赖之,俗呼其地为龙山。”北山属土山,山势高耸入云,光热条件良好,唐代州官因地制宜传授栽植茶树的技术,“土人赖之”,这里的“土人”即指唐代之俚人,今之壮族前身。 北宋“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偏安江南一隅,中原地区大量汉人辗转迁播,定居落籍岭南地区,带来北方黄河流域先进的技术,加速了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改变了岭南地区汉族与土著民族之间悬殊的比例。 千百年来,贵港境内各族人民在郁江这条历史纽带里兼收并蓄,相互借鉴,构筑了多样性的地域文化,壮族文化是贵港多元融合文化的基底原色。唱山歌、对山歌是贵港壮族地区的一种常见习俗,每逢重大传统节令,壮人聚居的村落都会自发性地形成歌圩。唱欢,是壮族人的一大喜好,也是族群文化的传承方式之一。欢,山歌也,壮欢即指壮话山歌。欢歌的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国家兴亡,小到家庭和睦,极其丰富多样。 贵港壮族山歌的地域主要集中在北部壮区,如奇石、中里、樟木、东龙等壮族聚居乡镇都会自发形成歌圩,壮家姑娘无不盛装出场,载歌载舞,尤以樟木歌圩最为著名。每年的壮族三月三,位于五山地区腹地的樟木圩都会像磁石一样将周边壮胞吸引过来。除了贵港壮族聚居的乡镇外,还有来宾的石牙、五山、小平阳,武宣县的通挽、桐岭,宾阳县的和吉、黎塘等乡镇,有不少喜爱山歌的乡民前来参加歌圩。 贵港壮胞以蓝为美,喜穿蓝衣,妇女平常还头裹蓝头巾,贵港北郊的壮族妇女在农闲季节里,大都会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城北新区各个街道路口,大多从事建筑业的零散工,或担砖,或搅浆,或打杂工。日落时分,她们又扎堆骑着电动单车返家,一路的“蓝头巾”穿行在夕阳的余晖里,成为贵港街头独具特色的一道人文风景。 除了壮语山歌,还有壮话剧、壮话师公戏等表演,这是贵港壮胞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对壮族传统文脉的坚守。为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港北区港城镇龙井村自发办起了蓝衣壮民俗文化博物馆,该村《壮族哭嫁歌》被列入2012年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两粤苍生欣颂德 明末清初的兵燹,再度形成新一轮汉族移民岭南的浪潮。凭临近粤省的地缘优势,广西在为移民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大批南迁汉人通过便捷的西江水路进入广西,广府人、客家人、疍家人等汉族各民系持续迁播贵港郁江两岸,并于清代中叶达到峰值。今天贵港城区的豪门望族,如林、李、罗、陈、黄等姓大都是在明清两代辗转迁徙到贵城,开基立族,繁衍生息。 凭借西江连通两广的地理优势,大批广东商人进入广西做生意,当时广西是“无东不成市”,粤商循西江抢滩各大城镇圩市,并建有粤商落脚聚集点——粤东会馆,尤以西江—郁江—右江一线最为密集。贵港历来既是鱼米之乡,又是桂东南水陆交通中枢之地,突出的区位优势吸引粤商纷至沓来,成为谷米、药材及土特产等货物集散地及贸易中心。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粤人来贵经商者渐众,尤以南海、高要、高明三县为多,顺德、罗定、云浮等县人数也不少。 1833年,广东商人集资在贵县(今贵港)东门外江滨的水源街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粤东会馆,这是一座纯粤式风格的会馆建筑。此外,几乎在同一时期,广东商人先后在贵东的东津埠(1831年)、贵西的覃塘圩(1842年)建成两座粤东会馆。这样,弹丸之地的贵县因地处水陆交会的区位优势而同时辟有3座清代粤东会馆。 清末,贵县共有50个圩埠,大多数圩市均有广东商人定居经商。光绪《贵县志》载“各圩均三日为期,惟东津则每日成市贸易”,这背后是因为广东商人在东津商贸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粤人通过西江-郁江水路从广东将大部分的日用百货运入广西,同时输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每日数十万斤东津谷米“载往东路”,正是“西米东流”的真实写照,更是贵县米埠——东津圩“日日成市”的根源所在。 与绝大多数粤东会馆选址靠近河流、沿江分布不同,覃塘圩粤东会馆位于陆路交通线上。覃塘圩在城西六十里,地处桂中南两大山系——镇龙山与龙头山交界的隘口,自古为桂北、桂中地区进入桂东南地区陆路走廊上的重镇。覃塘圩粤东会馆成为桂中***路上的商贸流通信息交会中枢。 广东客商对覃塘农村土特产、山货药材的需求直接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据民国《贵县志》记载:“黄豆主产地为山南、郭西等里,秋季贩销覃塘圩,市场充溢,每年产量平均估计约逾一百万斤。”这是粤商到少数民族地区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的一个典型缩影。 晚清民国时期,粤商通过西江水路将棉纱、布匹、煤油、百货、五金等洋货输入贵县,收购本地谷米、黄豆、茶叶、药材、家禽、牲口等土货贩回广东,形成了省际中转贸易体系,贵县县城的酒楼、饭店、旅社、戏院、照相等服务业,也多为广东籍商贾巨头开办经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性语言是千百年来地域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晶。在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粤商“西进浪潮”中,广东人同时也将他们原籍的语言(粤语)从广东传播到西江中上游地区,对广西各地的语言分布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县话,即贵港土白话,是贵港先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文化之根。贵县话,属于粤语中的一个分支,属于粤语范畴,但又跟粤语的标准音——广州话相差巨大。从南宁到广州的西江沿岸讲白语的诸多城镇中,尤以贵县话最为独特。贵港土白话源自粤语,却又独自发展成具有浓郁特色腔调的地域性方言,揭示了贵港地域文化的交流、传播、融合的历史事实。 贵县话这朵粤方言的奇葩,跟贵港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有关贵县话起源与归属的研究、论述,在晚清民国时期已有学者认为,古代“贵县话”最早由秦征岭南的军人集团带来的“官话”(北方话)和当时贵县境内的土著越(粤)人“土话”混合,再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互相融合、影响而形成的。到了明清两代,随着大量广府民系的生意人入贵经商与定居,使得贵县话不断地受到广东白话的影响,最终成为贵港各族群间的交际通用语。 郁江北岸的大岭埠是贵县西南部的水上门户,圩内有一座古寺,名曰文岳,是大岭乡民视为神圣的地方,也是当地民间信仰的载体。清嘉庆年间,乡人用重金聘请广东石匠师傅扩建文岳寺,修葺成一座浓郁南粤风格的庙宇,大门为粤式建筑常见的拖拢门,屋顶飞檐斗拱,墙面饰有壁画与花草瑞兽浮雕。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广信众捐资重修文岳寺,取大门对联“镇压仗神灵,两粤苍生欣颂德;安全凭圣力,万家赤子乐歌功”之首字,另起名“镇安庙”,并镌刻重修碑记,让大岭圩这个郁江古渡商埠的历史文脉得以承前继后。 广东会馆及商人群体成为广西境内传播粤文化的桥头堡与推动者,深刻地影响了郁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语言、建筑风格及生活习俗,使得贵港成为两粤汉族民系、岭南广府文化兼收并蓄的汇聚之地。
此心安处是吾乡 桂东南有民谣云:“客家人创圩,广府人旺圩。”广东客家人在广西偏僻村落垦殖繁衍、生息发展,而讲粤语(白话)的广府人则是充当贸易流通的角色,广府人在广东客家人创建集市上担当了旺圩先锋,这是“粤客”与“广府”两个外省汉族民系后裔族群在贵港历史上的角色写实。 据光绪《贵县志》记载:“贵县土著惟农、黄、覃、邬各姓,余俱外来占籍者,今概称为土人,独于粤东惠潮嘉迁来之人,无论其年代远近,均谓之来人,以其离故土而不变乡音也,其人自成村落,或三五家为一村,或一家为一村,但俱择膏腴,不嫌幽僻,若郭南二图、三图,西山,石卡各硗瘠之乡,则裹足不至焉。” 明清以来,从广东省惠州、潮州、梅州(古称嘉应州)诸地的大批客家人,沿西江水系迁入今贵港,其中大多集中在郁江南岸的八塘、桥圩、湛江、东津、木格、木梓等乡镇。广东客家人迁徙落籍后,开垦荒地,春播秋收,经年劳作,休养生息,将落脚的僻壤之地建成肥田沃野,秉承“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信念,演绎了一部“他乡即故乡”的客家故事和文化传奇。 广东客家持续迁播贵港的浪潮,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高峰,并以郁江南岸为主要落籍地。大量客家移民在今港南区桥圩、木格、木梓等乡镇的低山丘陵地带开基立业,垦荒地、筑围屋,世代遂繁衍生息于此,在港南区留下了云垌、蒙垌、锦垌、新垌、湴垌、新垌等带“垌”字的村屯地名。垌,客家方言即田地的意思。 在木格镇西南有片泛称为“君子垌”的区域,包括云垌村、朗联村、柳塘村在内,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群。君子垌位于贵港城区东南约50公里,这里三面环山,属于郁江一级支流黎村江流域,两条武思江水库干渠自西向东、向北分别从垌前流过。 为了凝聚力量,共御外敌,外迁而来的客家族群通常都是聚族而居,这是客家人最为显著的特征,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据统计,君子垌地区形成了以何、黎、邓、李、叶、卢、邱、刘、杜、钟等25个姓氏为主的客家人聚居地。清咸丰年间,广西会党林立,兵乱四起。君子垌诸姓客人纷纷依山据势建造了集家宅、祖祠、城堡于一身的客家围屋建筑,以避乱自保。 作为木格镇最集中的客家聚居村落,君子垌客家围屋建筑群规模宏大,分布范围广,选址多在丘陵缓坡,或沿循溪流,背山面水,围屋群面积约有6平方公里,是广西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处客家围屋群。君子垌围屋建筑群是贵港客家文化固有的建筑符号,更是两广客人迁徙历史的积淀和物化载体。 “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是客家人经常提及的一句口头禅,无论是迁播到闽赣粤桂,还是已迁至海外地区,只要你能讲一口纯正的客家方言,就被视为“自家人”。贵港客家话语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广布在郁江南北两岸的乡镇圩市,尤以桥圩、木格、湛江、木梓等地最为密集。历史上客籍入贵的支脉派系各有不同,客家话也有诸多不同的口音,仅桥圩镇一地而论,就有潮州音、梅县音、陆川音、玉林音、河源音之分。 从广东辗转迁徙抵贵的各姓客家族裔在贵港扎根繁衍,致力于本土化进程,同时不忘客人习俗。除了保留客家母语外,还延续“耕读持家”的传统,以读书重文进仕途为家族荣耀。此外,贵港客人族群还保留有添丁挂灯等习俗,从粤东到桂东南,未曾变更,一直顽强地延续着祖先的传统,这也被视为迁贵客家人慎终追远、勿忘根本的一种文化坚守。 经过历史上数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后,贵港最终形成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特点:平原地区大多被汉人占据开发,各圩埠市镇都活跃着善于做生意的广府人;客家人在低山丘陵修筑围屋,开垦田垌;壮人则退缩守于北部高山区。 贵港作为西瓯故地,壮族数量在市辖三区人口中超过30%,是桂东南地区壮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区域。在贵港市市辖区200万人口中,讲壮话、贵县话、客家话者各占三分之一,可谓势均力敌。此外,除了自身母语,大多数贵港人都会讲或者会听一至两种其余方言,多语种并存是贵港多元文化最生动、最直接的体现,彰显贵港“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独特地域族群景观。 (2020年11月刊登于《美丽广西》杂志(双月刊,漓江出版社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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