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拍贵港 ●《话说怀城》

一湾郁水自斑斓

文/ 杨旭乐

    先秦时期，生活在楚国以南的越人是古代中国南方的世居土著民族，分布在今天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等东南沿海省份。南方越族支系繁多，有瓯越、骆越、南越、闽越、吴越、扬越、山越等诸多支脉，历史上概以“百越”统称之。

      贵港地处桂东南水陆交通枢纽位置，从先秦时期的土著西瓯人开始，以瓯越为基底，自秦汉以降，融合中原汉文化，浸沐于唐风宋雨。后来随着明清两代粤省移民不断迁入，尤其是汉族支系中的广府人、客家人等不同民系持续迁播并落籍于郁江两岸，汉、壮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劳动、杂居交往，各族群的语言、生活习惯、节庆礼节等构成了多元融合文化，孕育出异彩缤纷的地方风俗。

夷巢十万古西瓯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贵州（今贵港）本西瓯骆越之地。” 西瓯与骆越是百越族中的两大支系，今贵港属于西瓯聚居区，同时又处于与骆越人交错的边界地带。

    位于郁江流域的贵港也是中华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地。西瓯亦被视为贵港土著人历史之根源。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族地区，在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郡，与中原黄河流域同步推行郡县制。桂林郡范围包括今广西大部分地区，郡治设在今贵港城区，距今已有2200多年。统一岭南后，秦始皇“发谪徙边”“以谪徙民”，汉越杂处，郁江平原进入第一波大开发、大融合时期。

    汉建宁三年（170年），郁林郡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十万余乌浒人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谷永体恤民艰，率众在郡东凿井取水，这就是贵港东湖的前身——东井，后人称“谷公井”。这位来自汉帝国首都长安的太守，被后世誉为汉越交流的先行者。清代乾隆年间，浔州知府胡南藩作《读浔州名宦志诗》共八首，其中之四就是颂扬谷永任职郁林太守的功绩：“夷巢十万古西瓯，聚啸南江最上游。一自汉家开置后，曾烦凿井郡东头。”

　　汉代乌浒人，是当年西瓯部族归附汉朝后的贵港本土原住遗民，与先秦时期的西瓯越人是一脉相承的，属于西瓯直系后裔。从汉至唐的历史典籍里出现的僚人、俚人，到宋时改称獞人、撞丁，明清两代又有狼人、土人等不同称呼，都与先秦时的瓯骆越人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是今天固守于贵港的壮瑶诸族之近亲族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贵港在城区周边陆续发掘出大量汉代墓葬，尤以罗泊湾一号汉墓最具代表性，出土了铜鼓、铜锣、铜勺、提梁铜筒、人面羊角纽铜钟等极具瓯越特色的器物。这些青铜器上的羽人纹饰等图案，再现了西瓯越人祭祀庆丰、载歌载舞的场面，还原了早期土著越人的生活习俗。

　　直到隋唐时期，广西大部地区尚是少数民族——俚人的聚居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贵州有府，一曰龙山。”唐代在今贵港北部龙山地区设置龙山府，隶属贵州，管辖整个龙山盆地。光绪《贵县志》载：“北山上盘武宣，下连浔郡，错综百余峰，延袤数百里。唐贵州牧尝教植茶树于此，土人赖之，俗呼其地为龙山。”北山属土山，山势高耸入云，光热条件良好，唐代州官因地制宜传授栽植茶树的技术，“土人赖之”，这里的“土人”即指唐代之俚人，今之壮族前身。

　　北宋“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偏安江南一隅，中原地区大量汉人辗转迁播，定居落籍岭南地区，带来北方黄河流域先进的技术，加速了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改变了岭南地区汉族与土著民族之间悬殊的比例。

    千百年来，贵港境内各族人民在郁江这条历史纽带里兼收并蓄，相互借鉴，构筑了多样性的地域文化，壮族文化是贵港多元融合文化的基底原色。唱山歌、对山歌是贵港壮族地区的一种常见习俗，每逢重大传统节令，壮人聚居的村落都会自发性地形成歌圩。唱欢，是壮族人的一大喜好，也是族群文化的传承方式之一。欢，山歌也，壮欢即指壮话山歌。欢歌的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国家兴亡，小到家庭和睦，极其丰富多样。

    贵港壮族山歌的地域主要集中在北部壮区，如奇石、中里、樟木、东龙等壮族聚居乡镇都会自发形成歌圩，壮家姑娘无不盛装出场，载歌载舞，尤以樟木歌圩最为著名。每年的壮族三月三，位于五山地区腹地的樟木圩都会像磁石一样将周边壮胞吸引过来。除了贵港壮族聚居的乡镇外，还有来宾的石牙、五山、小平阳，武宣县的通挽、桐岭，宾阳县的和吉、黎塘等乡镇，有不少喜爱山歌的乡民前来参加歌圩。

    贵港壮胞以蓝为美，喜穿蓝衣，妇女平常还头裹蓝头巾，贵港北郊的壮族妇女在农闲季节里，大都会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城北新区各个街道路口，大多从事建筑业的零散工，或担砖，或搅浆，或打杂工。日落时分，她们又扎堆骑着电动单车返家，一路的“蓝头巾”穿行在夕阳的余晖里，成为贵港街头独具特色的一道人文风景。

    除了壮语山歌，还有壮话剧、壮话师公戏等表演，这是贵港壮胞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对壮族传统文脉的坚守。为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港北区港城镇龙井村自发办起了蓝衣壮民俗文化博物馆，该村《壮族哭嫁歌》被列入2012年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两粤苍生欣颂德

  明末清初的兵燹，再度形成新一轮汉族移民岭南的浪潮。凭临近粤省的地缘优势，广西在为移民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大批南迁汉人通过便捷的西江水路进入广西，广府人、客家人、疍家人等汉族各民系持续迁播贵港郁江两岸，并于清代中叶达到峰值。今天贵港城区的豪门望族，如林、李、罗、陈、黄等姓大都是在明清两代辗转迁徙到贵城，开基立族，繁衍生息。

    凭借西江连通两广的地理优势，大批广东商人进入广西做生意，当时广西是“无东不成市”，粤商循西江抢滩各大城镇圩市，并建有粤商落脚聚集点——粤东会馆，尤以西江—郁江—右江一线最为密集。贵港历来既是鱼米之乡，又是桂东南水陆交通中枢之地，突出的区位优势吸引粤商纷至沓来，成为谷米、药材及土特产等货物集散地及贸易中心。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粤人来贵经商者渐众，尤以南海、高要、高明三县为多，顺德、罗定、云浮等县人数也不少。

    1833年，广东商人集资在贵县（今贵港）东门外江滨的水源街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粤东会馆，这是一座纯粤式风格的会馆建筑。此外，几乎在同一时期，广东商人先后在贵东的东津埠（1831年）、贵西的覃塘圩（1842年）建成两座粤东会馆。这样，弹丸之地的贵县因地处水陆交会的区位优势而同时辟有3座清代粤东会馆。

    清末，贵县共有50个圩埠，大多数圩市均有广东商人定居经商。光绪《贵县志》载“各圩均三日为期，惟东津则每日成市贸易”，这背后是因为广东商人在东津商贸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粤人通过西江-郁江水路从广东将大部分的日用百货运入广西，同时输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每日数十万斤东津谷米“载往东路”，正是“西米东流”的真实写照，更是贵县米埠——东津圩“日日成市”的根源所在。

    与绝大多数粤东会馆选址靠近河流、沿江分布不同，覃塘圩粤东会馆位于陆路交通线上。覃塘圩在城西六十里，地处桂中南两大山系——镇龙山与龙头山交界的隘口，自古为桂北、桂中地区进入桂东南地区陆路走廊上的重镇。覃塘圩粤东会馆成为桂中***路上的商贸流通信息交会中枢。

    广东客商对覃塘农村土特产、山货药材的需求直接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据民国《贵县志》记载：“黄豆主产地为山南、郭西等里，秋季贩销覃塘圩，市场充溢，每年产量平均估计约逾一百万斤。”这是粤商到少数民族地区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的一个典型缩影。

    晚清民国时期，粤商通过西江水路将棉纱、布匹、煤油、百货、五金等洋货输入贵县，收购本地谷米、黄豆、茶叶、药材、家禽、牲口等土货贩回广东，形成了省际中转贸易体系，贵县县城的酒楼、饭店、旅社、戏院、照相等服务业，也多为广东籍商贾巨头开办经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性语言是千百年来地域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晶。在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粤商“西进浪潮”中，广东人同时也将他们原籍的语言（粤语）从广东传播到西江中上游地区，对广西各地的语言分布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县话，即贵港土白话，是贵港先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文化之根。贵县话，属于粤语中的一个分支，属于粤语范畴，但又跟粤语的标准音——广州话相差巨大。从南宁到广州的西江沿岸讲白语的诸多城镇中，尤以贵县话最为独特。贵港土白话源自粤语，却又独自发展成具有浓郁特色腔调的地域性方言，揭示了贵港地域文化的交流、传播、融合的历史事实。

贵县话这朵粤方言的奇葩，跟贵港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有关贵县话起源与归属的研究、论述，在晚清民国时期已有学者认为，古代“贵县话”最早由秦征岭南的军人集团带来的“官话”（北方话）和当时贵县境内的土著越（粤）人“土话”混合，再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互相融合、影响而形成的。到了明清两代，随着大量广府民系的生意人入贵经商与定居，使得贵县话不断地受到广东白话的影响，最终成为贵港各族群间的交际通用语。

    郁江北岸的大岭埠是贵县西南部的水上门户，圩内有一座古寺，名曰文岳，是大岭乡民视为神圣的地方，也是当地民间信仰的载体。清嘉庆年间，乡人用重金聘请广东石匠师傅扩建文岳寺，修葺成一座浓郁南粤风格的庙宇，大门为粤式建筑常见的拖拢门，屋顶飞檐斗拱，墙面饰有壁画与花草瑞兽浮雕。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广信众捐资重修文岳寺，取大门对联“镇压仗神灵，两粤苍生欣颂德；安全凭圣力，万家赤子乐歌功”之首字，另起名“镇安庙”，并镌刻重修碑记，让大岭圩这个郁江古渡商埠的历史文脉得以承前继后。

    广东会馆及商人群体成为广西境内传播粤文化的桥头堡与推动者，深刻地影响了郁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语言、建筑风格及生活习俗，使得贵港成为两粤汉族民系、岭南广府文化兼收并蓄的汇聚之地。

此心安处是吾乡

    桂东南有民谣云：“客家人创圩，广府人旺圩。”广东客家人在广西偏僻村落垦殖繁衍、生息发展，而讲粤语（白话）的广府人则是充当贸易流通的角色，广府人在广东客家人创建集市上担当了旺圩先锋，这是“粤客”与“广府”两个外省汉族民系后裔族群在贵港历史上的角色写实。

    据光绪《贵县志》记载：“贵县土著惟农、黄、覃、邬各姓，余俱外来占籍者，今概称为土人，独于粤东惠潮嘉迁来之人，无论其年代远近，均谓之来人，以其离故土而不变乡音也，其人自成村落，或三五家为一村，或一家为一村，但俱择膏腴，不嫌幽僻，若郭南二图、三图，西山，石卡各硗瘠之乡，则裹足不至焉。”

    明清以来，从广东省惠州、潮州、梅州（古称嘉应州）诸地的大批客家人，沿西江水系迁入今贵港，其中大多集中在郁江南岸的八塘、桥圩、湛江、东津、木格、木梓等乡镇。广东客家人迁徙落籍后，开垦荒地，春播秋收，经年劳作，休养生息，将落脚的僻壤之地建成肥田沃野，秉承“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信念，演绎了一部“他乡即故乡”的客家故事和文化传奇。

    广东客家持续迁播贵港的浪潮，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高峰，并以郁江南岸为主要落籍地。大量客家移民在今港南区桥圩、木格、木梓等乡镇的低山丘陵地带开基立业，垦荒地、筑围屋，世代遂繁衍生息于此，在港南区留下了云垌、蒙垌、锦垌、新垌、湴垌、新垌等带“垌”字的村屯地名。垌，客家方言即田地的意思。

    在木格镇西南有片泛称为“君子垌”的区域，包括云垌村、朗联村、柳塘村在内，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群。君子垌位于贵港城区东南约50公里，这里三面环山，属于郁江一级支流黎村江流域，两条武思江水库干渠自西向东、向北分别从垌前流过。

    为了凝聚力量，共御外敌，外迁而来的客家族群通常都是聚族而居，这是客家人最为显著的特征，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据统计，君子垌地区形成了以何、黎、邓、李、叶、卢、邱、刘、杜、钟等25个姓氏为主的客家人聚居地。清咸丰年间，广西会党林立，兵乱四起。君子垌诸姓客人纷纷依山据势建造了集家宅、祖祠、城堡于一身的客家围屋建筑，以避乱自保。

    作为木格镇最集中的客家聚居村落，君子垌客家围屋建筑群规模宏大，分布范围广，选址多在丘陵缓坡，或沿循溪流，背山面水，围屋群面积约有6平方公里，是广西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处客家围屋群。君子垌围屋建筑群是贵港客家文化固有的建筑符号，更是两广客人迁徙历史的积淀和物化载体。 

    “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是客家人经常提及的一句口头禅，无论是迁播到闽赣粤桂，还是已迁至海外地区，只要你能讲一口纯正的客家方言，就被视为“自家人”。贵港客家话语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广布在郁江南北两岸的乡镇圩市，尤以桥圩、木格、湛江、木梓等地最为密集。历史上客籍入贵的支脉派系各有不同，客家话也有诸多不同的口音，仅桥圩镇一地而论，就有潮州音、梅县音、陆川音、玉林音、河源音之分。

    从广东辗转迁徙抵贵的各姓客家族裔在贵港扎根繁衍，致力于本土化进程，同时不忘客人习俗。除了保留客家母语外，还延续“耕读持家”的传统，以读书重文进仕途为家族荣耀。此外，贵港客人族群还保留有添丁挂灯等习俗，从粤东到桂东南，未曾变更，一直顽强地延续着祖先的传统，这也被视为迁贵客家人慎终追远、勿忘根本的一种文化坚守。

    经过历史上数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后，贵港最终形成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特点：平原地区大多被汉人占据开发，各圩埠市镇都活跃着善于做生意的广府人；客家人在低山丘陵修筑围屋，开垦田垌；壮人则退缩守于北部高山区。

    贵港作为西瓯故地，壮族数量在市辖三区人口中超过30%，是桂东南地区壮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区域。在贵港市市辖区200万人口中，讲壮话、贵县话、客家话者各占三分之一，可谓势均力敌。此外，除了自身母语，大多数贵港人都会讲或者会听一至两种其余方言，多语种并存是贵港多元文化最生动、最直接的体现，彰显贵港“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独特地域族群景观。  （2020年11月刊登于《美丽广西》杂志（双月刊，漓江出版社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