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志文章
我也曾在工厂当过工人
前段时间看了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其中反映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工厂里青年工人的生活情景,让我深有感触。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工厂里当过两年多的工人呢。 1976年8月,我在柳江县福塘公社凤山大队第4生产队当下乡知青已经两年9个月了。同一大队不少知青已陆续得招工回柳州了,我们生产队4个人也走了2个,还剩下我和同屋的李湘民。看到别人能回城了,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回,还要呆多久?当时想到这,心里确实很难受的。 就在这时,来了好消息,又有一个柳州的工厂来招工了。生产队长问我们愿意去吗?一听说是柳州的工厂,我二话不说就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知青们说的话是,只要户口能回柳州,就是扫大街也去。就这样我和李湘民就一起被招到了这个工厂当工人。 拿到报到通知后,才知道这家工厂叫柳州市电化厂,工厂地址是桂柳路5公里。去工厂报到那天,我和李湘民一起坐公交车(记得好像是5路)去,真让我没想到的是,车子一直走到出了城区还没有到,直到过了当时市殡仪馆的后一站,才终于到了。报到以后,我被分配到电石车间,李湘民分到了机修车间。这就开始了我的工人生涯。 这家工厂叫电化厂,是一家二轻企业(当时好像也叫大集体企业),是生产化学的东西的,规划是要生产塑料原料聚乙烯,以供应全市8家塑料制品厂,但还没建成,当时只是生产电石。当时曾有朋友问我,你们厂是生产电话机的吗?我回答是化工厂。 这个工厂属于边建边生产。工厂的地盘很大,有一大片已经推平的黄澄澄、空荡荡的土地,可能有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土地的中间摆放着一个庞然大物_一台蒸汽式火车头(据说是将用于企业生产的,但一直未见用上)。土地的两头一边是厂里的办公和宿舍区,实际就是3一4排红砖平房。另一边是生产区,在一座大石山旁边是矿山车间和石灰车间,矿山车间每天负责用炸药炸石头,石灰车间的2座石灰窑把石头烧成石灰,然后交给旁边的配料车间,由工人把大块的石灰用锤子敲小,装上人力拖车,同时配料车间还要把厂里采购来的焦碳洗净、晒干,同样装上人力拖车。再由工人把配好的这两种原料拉到旁边的电石车间。电石车间有一台跟钢铁厂炼钢炉差不多的电炉,炉膛为圆型,直径和深度都约为2一3米,有3根约50厘米粗的电极从车间顶部、电炉上方,通过电动操作插进电炉的炉膛,当炉前工们把配好的石灰、焦碳用铁铲铲进电炉,装满后一通电,约烧2小时后,用铁纤像电焊工那样把电炉下方的出口用电击穿,一炉像钢水一样,火花四溅、红通通的液体电石就从出口流出,进到电炉下方的电石咁锅中。待冷却后即由包装车间的工人将已凝成固体的电石吊出,抡大锤敲成小块后装入专用铁桶,一个生产流程即结束。2小时出一炉,每天24小时三班倒,每天可生产电石12炉。 我当时在电石车间就是做炉前工,每天工作从铲料进炉、加电极糊,到产品出炉,都要冒着高温,身上衣服总是湿透的。而且整个车间里到处都是电石的灰尘,天天却闻着刺鼻的乙炔气味道。好在由于电石炉需要用大量水进行冷却,可产生用不完的热水,每次下班我们都可以洗热水澡,当热水从头上往下冲时,一股臭味也随之冲下。这味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我是学徒工,每月工资19元,但我每月的高温津贴有7.5元,还发绿豆、海带等防暑用品。每次上夜班有夜歺补贴1.5元,每个月约有一半时间上夜班,得补贴10多元,这样我每月工资和补贴加起有30多元。这在当时算是不错了。我每月伙食费要花15元,剩下的存了一段时间后,我就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块手表(东风牌)、第一辆自行车(天鹅牌)。 除了在电石车间炉前上班,我们还参加过厂里的厂区建设。厂区里的所有水泥路就是我们厂里工人自己修建的,我曾多次在夜间用人力推车去拉搅拌好的混凝土,用于铺水泥路面。 刚进厂的时候,我还没有自行车,只能在厂里宿舍住。一间房里住七、八个工人,住上下两层铺。下班后在食堂吃饭,休息时没事一帮工人就打扑克牌,输的罚跪或画花脸、脸上贴纸条等,寻开心。有时上班遇上停电,开不了电炉,但不知何时来电又不能走,就在车间里打牌,输了就罚喝一杯水,半天下来,一个大茶桶的水被喝完,每个人都频繁上厕所,到后面小便都无味道了。晚上想看电视,但厂里没有,就跑到旁边的殡仪馆去看,现在想起来有点怕,但当时一点不怕。当时我和厂里的工人兄弟们可以说是打成一片,每月一发工资,就一起去小歺馆喝酒,我就是在这时学会了猜拳。 记得当时在厂里对我帮助较大的好像有几个人,一个是我们班组的班长,叫江中华,他也是老知青出身,在厂里工作已经好些年,经验丰富,对人和蔼,我刚到很多事不会做,他很耐心教。另一个是陈桥佐,他是直接带我做工,话不多,但手把手教我。再一个是厂劳资科的陈有秀,她在我报名高考时给我帮助和鼓励,考上后给我送来入学通知书,还和当时的厂长莫文星一起代表厂里向我表示祝贺并送我钢笔和笔记本。后来我大学毕业到南宁工作,她也随老公调到南宁工作,还曾到我单位去看望过我。 当时在厂里与我关系较好的有几个人:一是李湘民,他是我的同房插友,又一起进厂,但因为他父亲在市二轻局工作,有关系,所以得分到工作轻松的机修车间,我离开工厂后他当了厂里工会干部,到南宁出差时曾来看过我。他因病到南宁住院时我也去看望他。可惜本世纪初他因病去世了,愿他在天国安息吧!二是李本纯,花名叫黑强。他是包装工,比我大两岁,家住柳州沙街,为人讲义气。当时我下班之余经常跟他一起去打牌、喝酒,划拳就是跟他学的。当年他结婚,我去帮他粉刷新房,还帮他捧着公鸡去迎亲。三是陈国辉,他是和我同一个公社的插队知青,是柳州拖拉机厂子弟中学毕业的,我和他在插队时就认识,我曾到他生产队去玩,在厂里我和他也较谈得来,我还曾到过他在柳拖厂的家。我们还一起入选厂文艺宣传队,排练舞蹈节目,参加市二轻局汇演。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是鸭子上架。当时一起跳舞的还有一个工友叫农炳华,他倒是多才多艺,既会跳舞又会拉小提琴。我和陈国辉后来多年没有联系,直到我2019年回柳州参加知青活动被原来厂里一个工友韦加宜看见,告诉了他,才和他又联系上。后来我应他邀请回柳州参加他和其他一些原来厂里工友的聚会,见到了伍如意、刘文俊、韦加宜等工友。另外,在厂里玩得较好的还有江仕生和彭端生,他们是和我同一班组的工友,彭端生家住映山街二中旁边的一条巷子,江仕生家住柳江大桥南端靠河边的一排民房,我们经常在早上下夜班后又一起去公园玩,一起去弹吉他。只是后来我离开工厂到外地上大学和工作,工厂后来听说也破产改制了,人员也不知去哪里了,和他们就失去了联系。前两年我曾有一次路过原来厂区的地址,但发现工厂已经变成了房地产商盖的一幢幢高楼,再也见不到那个我记忆中的厂房了。 现在时光已过去四十四年,回过头看,当时在厂里虽然工作辛苦,但我和工友们相处得挺好的,可以说是苦中有乐,也让我得到了人生的磨练。如果不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让我有机会考上大学,我肯定还留在厂里和工友们一起做工,以后的情况可能也会和他们差不多。所以我非常感谢邓小平。虽然我后来读了大学,当了机关公务员,但我忘不了工厂的工友们,是工人们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和工友们两年多的相处也给我留下了纯洁的友谊和无价的精神财富。 我真希望能有机会与当年的工友们再相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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