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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5 20:28

贵县老街乡愁之二,贵县街数千人推木车的历史

“拉板车”贵县话叫“推木车”。把“拉”改为“推”,很符合贵县街板车体力劳动的细节现实,他们“推”板车的时候远比拉板车的时候要多得多,除了上高坡,需互助合作,一群人合力拉一辆车上坡的时候是“拉”外,其它在平地上大多数是一个人自己推,车和货在前,人在后。推板车应该比拉板车更符合人体力学最佳舒适用力选择。“推木车”的贵县话口语肯定是贵县街木车佬首先创造出来的常用语。贵县老街历史肯定少不了推木车的历史。贵县老街起码有数千家庭中有人推过木车。推木车的乡愁回忆肯定会牵动数万贵县街人的回忆与共鸣。七十年代的贵城镇党委书记吴洁芳的父亲就是搬运社推木车的,她本人幼时也经常随父去推木车。我遇到的贵港市公安系统的许多干部的父辈就是搬运社的职工。现在数千部木车已在贵县街消失了,但曾经在解放前就一直兴旺到八十年代未的数千数万木车佬,是贵县街抹不去的三十多年的历史乡愁。尽管木车没了,但数千的搬运社退休职工还在,与家人儿女一起的推木车的历史回忆还在。乡愁刻骨铭心。我曾经推过木车,我是稀有的从贵县街推木车群体中走出来的文化程度高,能说会道的读书人。乡情史情烧心灼肺,我觉得我应该动笔把我所知道的贵县老街推木车的历史写下来,就象把粤东会馆的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一样。以史为鉴,写史有功。漏史是过,亡史是罪。

 

解放前贵县港口的船来船往,货物装卸运输就很热闹,货物运输量很大。贵县古时候就已出现扁担挑夫到港口码头揽活干,他们自称“担夫佬”。1945年贵县筹建修黎湛铁路。要修建铁路,那港口的运输量就更巨大了。铁路建成之后,贵县成为水陆路交通发达的枢纽,扁担挑夫根本满足不了这巨大的货运需求。社会需要推动社会发展,于是木车和牛车开始出现在贵县,与担夫佬队伍抢工做。而木车,牛车具有更先进的机械能优势,完成运输任务更快更好。因此,木车佬,牛车佬更受焦急运货的货主的欢迎,他们挣的钱也比扁担担夫佬更多。这就推使更多的“担夫佬”掏钱去购置板车。而用板车挣钱,不用十天就能回本。于是,数千部木车就这样在贵县街诞生了。

 

在合作化之前,推木车行为完全是自发随意的,谁都可以自己买部木车去火车站或港口码头运货。合作化之后,推木车的人被吸收到搬运社。而搬运社是在县劳动局备有案的县集体企业。但与同在劳动局一齐备案的糖厂,农机厂,红旗纸厂,玻璃厂的工人不同,这些厂都有严格的政审准入条件。要想娶个老婆容易,要想入糖厂贵钢当工人难于登天。而搬运社与贵建的准入条件最低,它没有什么查成份查历史的严格政审准入条件。只要你合作化之前自己有木车,又正在港口及火车站推木车或从事过修理木车的工作,搬运社都会吸收你入社。国民党公安局的沈烈在解放前的枪战中被周卫邦打伤一条腿,被锯掉一条腿了,且又当过伪警察,他也能进搬运社在棉新街大井头的修理车间工作了十几年。那说明当时入搬运社是不要什么政审程序的。南江,小江,三合,震塘的一些农民解放后不安心在家务农,他们跑到火车站或港口推木车挣钱,附城四爪都有农民出来推木车,仅仅因为他们有木车而又在推木车,在合作化中农民也被吸收成为搬运社职员也是搬运社准入条件低的证据:伪警察也要,遥远的南江村农民也要。这些农民在合作化时幸运地加入了搬运社,幸运地摆脱了三十年来每天只有几分钱工分钱收入的农民命运。他们每月稳定有六十元以上的收入,与领生产队工分的农民的收入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最典型的是南江村有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从合作化之前就天天坐船到北岸推木车。隔江相望已是难,隔江推车难上难。未曾鸡叫先起床,坐船过江天已晏。晚上归家黑楚楚,此江即为天银河。揾吃两餐不怕难,收入颇高笑灿烂。隔着一条江,他们只能寄存板车在北岸亲友处,晚上是有人偷板车的,板车修理,板车被盗重新买板车都要个人出钱。他们寄存板车遇到很多麻烦,天天过江又遇到很多麻烦,他们花在路上的时间要比北岸的人要多花两个小时。可以说,他们过江出城推木车比棉村,蓝田人出城推木车还要难。但每月稳定有六十元以上的收入,这比起南江村的农民来说她们又是幸运并值得忍受这些麻烦的。直到1980年有顶父母的班的政策时,两个南江村搬运社女人都由儿子顶班进了搬运社。当时西江大桥还没建好,儿子坐船过江推木车仍然好过当南江村农民。搬运社里也是人才济济。有一个叫罗春华的玉林人解放前来到贵县,入了搬运社。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在搬运社退休后才去二七三中学,附城高中当了成十年的高中英语教师。精通英语,满腹经伦的学者竟推了三十几年的木车。贵县曾经的全县象棋冠军李英,邓昌也是推木车的。力大无穷的人更多,一个叫牛骨二的能在地上抱起二百斤重的白沙糖。

如果说按当时社会政治地位来分等级的话,七十年代姑娘嫁人流行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解放军”“一工”是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贵县糖厂,贵钢的国营工人政治地位最高,排在姑娘要嫁的最佳人选第一位。嫁人最佳人选的第二位是国家干部。嫁人最佳人选的第三位是解放军。搬运社的工人并不是国营工人,只是县集体工人,进驻学校的工宣队都没有搬运社的份。因此,搬运社工人的政治地位并不吃香,搬运社的年轻人并没有姑娘抢着来嫁。

但从实际经济收入地位来分,搬运社工人实际上应该属于在全体贵县街民中,排在社会群体普遍高薪者的第二位。第一位的高薪者是老革命。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每月有六,七十元,甚至少数有每月八,九十元收入。而大多数的糖厂工人,贵钢工人都是每月三,四十元。十几年工龄的本科毕业的教师也只能领四,五十元每月。领固定工资,每月收入有六十元以上的很少。因此搬运社工人是整个社会高薪阶层的第二位,他们是“担夫佬”中的有钱人啊。他们远比糖厂,贵钢的工人有钱。只不过相对于糖厂和贵钢工人,他们的政治地位不吃香,体力劳动强度很大而已。正是因为体力劳动强度大,他们历史以来一直实行的是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在生产队内平均摊派劳动任务。那时候搬运社的收支还是高积累,低分配。一元钱要上缴0.49元,只分配0.51元。在一元钱只分配0.51元的情况下还能有每月六十元以上收入,搬运社工人对集体,个人,家庭的经济收入贡献是很大的。一辆板车可以养活十个人。至少比担煤队,包装队老托弟的收入稳定很多。

由于是高积累,搬运社单位集体是很有钱的。解放初搬运社刚成立时,在粤东会馆外的西南角,搬运社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和排工室。什么叫排工室,安排并告知明天各个人干什么活的分配工作室就叫排工室。由于搬运社工人遍及全城,居住很分散。又由于推板车的任务项目很琐碎繁杂,运货地点都是天南海北,每日不同的。并且还要提货单交到木车佬个人手上,这才能让他顺利提货装车。因此必须预先在晚上就要知道明天有什么货从什么地方运到什么地方;落实每个人要运什么并得到相应的提货单;这样,搬运社各人晚上必须要去看排工,才知道明早要到那里去。数千人晚上来看排工,兼之这排工室的南面是江南电影院和古榕码头,东北面是粤东会馆,这就使贵县街的这个地方晚上非常热闹,比肩接踵,密不插针。看了排工之后又顺便看粤东会馆的象棋比赛,看电影或逛街,这就是搬运社人五,六十年代的乡愁。搬运社的第二间大房产是在棉新街大井头的木车修理车间,那车间很大,有一个小学那么大。独脚人沈烈就曾经天天一手拄着拐杖,单手单脚踩自行车到这上班,如果当时有人用相机把他踩车的情景拍下来,那绝对是一个顽强残疾人努力劳动的励志题材。

搬运社的第三间房产是在火车站货场南,三合社区北的几间房子。开头只是用作烧开水供应木车佬路上用,68年后兼用作办公室,接货主每天交来的运输任务提货单等。第四间房产是在进港务所之前的路上有一间专门烧开水供应搬运社工人路上用的开水房。工人劳动口渴,要喝大量的开水。光烧开水的地方就有两处,火车站,港务所各一个。搬运社工人不是用能装1000毫升的可乐瓶装开水,而是用三十几厘米高的圆竹筒装开水,那圆竹筒可装3到5斤开水。午饭也是早上从家里带到工地吃,午饭都是吃冷饭。

搬运社的第五间房产是地道通道与江北大道相接丁字路口的东北转角处的木板车大修理车间,那可是一个大工厂,可停放近百汽车的地方。

文革武斗时粤东会馆被炸,搬运社在此处的办公室,排工室也受影响,不能用了。于是办公室搬到火车站货场南,排工室则搬到大井头木车修理车间,人们不再到粤东会馆看排工,而是到大井头看排工了。而大井头的木车修理车间则搬到地道通道与江北大道丁字路口东北转角的大工厂来了。

搬运社在石羊塘还有一个副业场,那就是一个大农场。

搬运社公共积累颇丰,集体固定资产连三家农机厂都望尘莫及。

搬运社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运输量多,兴旺发达的原因有两个:

一、因火车站,港口的交通衔接的总体战略指挥没搞好。本来火车站是有铁轨通到港务所的,但铁老大的体制规章制度太固板,造成交通资源巨大浪费。当时能从铁路运到港口的只有不怕雨淋,不用仓库保管的煤,钢材,矿渣等。要仓库保管的一律只运到火车站货场,不运到港口。一律用木车把货物从火车站货场运到港口仓库再装船。而在港口要仓库保管的货物也一律不能在港口装火车,必须用木板车从港口运到火车站货场再装火车。这本来可以一气呵成直接从火车站运到港口,或从港口装火车运到火车站的货物通通都交由木板车来运,这就是多了一个运输程序环节。这就是一个交通资源浪费。可以说,搬运社的巨大业务运输量是由于火车站不替货主着想,不替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着想,没做好火车站与港口的最后一公里的衔接而造成的。糖厂到火车站也有铁轨,但也是只运煤,糖厂的糖与纸也不能在糖厂装火车,必须用木板车从糖厂运到火车站货场。火车站与港口不能灵活优质衔接,必须用木板车来衔接是搬运社运输量兴旺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汽车太少,必须用木板车来补充汽车运力不足的问题。

贵县木板车运输没落的原因是火车站与港口的对接现在已经搞好了,火车站的货物能直接运到港口,港口的货物也能直接运到火车站,不用木板车来衔接了。贵港汽车也多起来了,现在出现的电动板车也胜木车一百倍,这就使木板车运输成为多余,无人帮衬的老古董了。

贵县搬运社历史必须要吸取的教训以警示后人的是:省市县三级地方领导必须要以社会全局的实际经济效率,国家与人民的整体经济利益摆在第一位,必须突破各部门各自为政,不考虑整体社会效益,不考虑他人利益的狭隘山头主义。省市县三级地方领导必须要做好社会整体协调,干涉,促进工作。象火车站能一气呵成把货物运到港口,也能一气呵成地把港口的货物在港口装火车,但它从自己的保管,货物交接责任方便交差起见,它就是不把货物运到港口,也不允许在港口装火车。这样,火车站的工作是好做了,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和运货货主的经济利益却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从火车站到港务所有三,四公里远,而板车的运费比火车运费贵得多,还有板车的装卸费。这笔可节省的板车运费的支出是巨大的。可能占到整个运输成本的10%以上。这个冤枉的浪费支出当然是由货主买单,货主都是为公家办事,实际上是国家买单,社会买单。而且,货主没有要求火车站改变到港口最后一公里的优质服务的权利,他们并不能命令火车站干什么,不干什么。显然只有省市县三级地方领导出面才能推促火车站改进此事。但当时货主吃公家饭,伤公家的利益,但不伤他个人利益,所以没有货主向县委告火车站的状。所以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省市县三级地方领导也一直没发现这火车站到港口的最后一公里的对接没做好,而造成社会经济利益巨大浪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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