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西林老家的亲戚来电话说，黄哥走了。听到讯息，我忽然觉得心里一阵难过。黄哥真的走了，享年八十七岁。

在我们老家，亲朋好友或德高望众的长者去世，都说是某某走了或者说某某过了。如果说某某死了，那么这个死者要不是该死之人要不就是歹恶之徒。显然，黄哥不是后者。

黄哥何许人，你切莫以为一个黄字就认定黄哥和我有什么血缘关系。其实黄哥原本和我们家非亲非故，和我也非亲非故。只是一个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事情，让我们彼此有了一种特殊的缘分。

还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久不时会有一位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外乡人到访。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操外地口音的人既不是工作队，也不是公安，而且每次来都客客气气，都拎着大包小包礼品，他的行头和那些公家人大相径庭。他带来的礼品中有父亲和大哥喜好的水酒，更有我喜欢吃的水果糖和一种纸包装筒状饼干。那时候的干部勤下乡，来我们村的不计其数，我们家的两张客床平常也很少空闲。因此，此人头几次来我们家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几乎每次都是父母亲提醒，让我敬重地向他打招呼，叫他一声黄哥。

黄哥每次来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食品，同时也让我有一种类似过年一般的感觉。家人根本不用谁来安排吆喝，大哥总会不声不响提网下河打鱼，父亲不必下指令母亲也能心领神会，把仅有的种鸡或者蛋鸭脖子悄悄割了。待厨房里传出动静黄哥欲前去阻止，但为时已晚。在那种半饥饿的年代，我们家家境不是很好，加上人来人往，有时候即便是来了大干部也未必有生物杀来招待。相比之下，黄哥的接待规格显然是相当高的了。黄哥来了，家里就有了些酒菜，有了欢声笑语。有了好吃的自然不能独享，于是我便成了父亲和大哥的通信员，一会到村小学请老师、一会到某村干家去请人来陪黄哥吃饭。往来的次数多了，黄哥也渐渐被村里的一些人熟识，但是在我的眼里，黄哥的身份是不明确的，甚至是相当神秘的。

直到有一次我随父亲徒步去县城赶街，黄哥“神秘”的身份才被揭开。那次好像是要过年了，父亲要带我去理发，结果我就在街边的理发室里见到了黄哥。穿白大褂的黄哥像个医生一样，边摆弄剃刀边用半生不熟的西林壮话和我们搭讪。原来黄哥是个理发师啊，这个身材高大的很帅气的人顿时在我眼中变得复杂了起来。

黄哥是个理发师，这个发现让我颇感意外。因为此前在我眼中，黄哥不仅外表很儒雅，比小学的老师还斯文。黄哥的相貌威武但是平和谦恭，他谈吐更是低声细语，不像村里人说话如放鞭炮一般张扬。然而，黄哥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理发师，这是山一样的事实。这个事实至少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理，就是职位卑微的人未必长相不好。因为我们这些人深受某些电影脸谱化的毒害太深了。

在县城见黄哥那天中午，我的肚子饿得直叫了，父亲才把我领到街道上面的一间茅寮门前，我正犹豫要不要进去。这时，黄哥已然满脸推笑地从屋里出来迎接我们父子俩。这间茅屋竟然是黄哥的家吗？当然是了。这间简陋的茅屋里，除了黄哥之外，还住着嫂子和他们的四个儿女。黄哥的两个小儿子稍大的一个叫汉波，一个叫汉城，都还在咿呀学语。和我一样明显的营养不足，他们都长得腿脚和脖子细细的，眼睛又大又亮。然而，当其中的汉波刚长到十七岁多时，却在那场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长眠在那坡边境的山坡上。壮年失子，黄哥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少了。

后来我还进一步晓得，黄哥的真实身份是西林县国营理发室的职工。这个理发室总共只有三个人，他们是黄哥、覃师傅和另一个女理发师。黄哥和覃师傅都来自平果县，其中黄哥来自一个叫坡造的地方。

那时候的西林县刚从隆林分出来，还没有通公路。外地来西林工作的人要么是打仗打上来转业留下的，要么是剿匪工作队员，要么是组织分配来的，要么是从学校毕业分进来的。他们绝大多数是来当干部当领导的，到西林当工人的外地人很少很少。像黄哥这样举家从外地到我们这样一个边远小县工作，而且是专事理发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并不晓得，黄哥是如何离开家乡来到这个陌生之地的，但像黄哥这样从青壮年时代就来到西林生活、奉献一生的外乡人却并不多见。

我无法估算，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黄哥在西林每天理发至他歇手差不多四十年间，有多少人的头发经过他的修剪呢？这真是个大数字。黄哥理过发的人上到书记县长，下到平头百姓，有不同民族的，也有不同省份的。我和我的兄长们在县城读书时，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黄哥的理发店剪一次头发，他自然是分文不收。不仅是县城里的人们，就连很多山里的苗族瑶族同胞都晓得黄哥黄哥地叫他。邻省邻县的广南、师宗、罗平和隆林、田林等地的青壮年汉子都晓得到西林找黄哥理发。在我们村，黄哥的名气更是和村小学的黎老师不相上下。每次他到我们家来，总有不少人来敬他两杯。过年过节，村里人都自愿给黄哥捎去点农家土货。听说黄哥要在县城盖楼房子了，我父亲以及村里的老乡们都自发地去当帮手，有料出料，有力出力。一个老村长还经常炫耀说，我们黄哥是做头头的。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晓，为什么黄哥会成为我们家的常客，而我们家人更是始终把黄哥当成亲兄弟一样，原来是有因缘的。有一次，黄哥携家带口从离县城百里之遥的古障乡徒步往县城去，路过驮娘河对岸我们村对面田野的马道时病得走不动了，这时恰巧被我父亲遇见。父亲看见黄哥是着了重痧需要及时救治，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背起黄哥过河回家。经过一番紧急治疗，黄哥痊愈走了。黄哥是个感恩重情的人，从那以后，我们两个素昧平生的黄家人终于像一家人一样，来来往往了几十年。

我父亲仙逝之后，在黄哥的要求之下，我们在父亲的墓碑上庄重地刻上黄应练三个字。此后，黄哥也就是黄应练更是以一名子女的身份，不时帮助我们照顾我年迈的母亲，直至母亲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