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微明的博客

我的读书笔记

文|覃炜明

今天世界读书日。本来有计划写一篇文字，分年代盘点我读过的那些书，分析一下读书对我的影响。但是因为近来手头事情很多，加上觉得有些读过的书连书名都早忘记了，恐怕盘点起来不太容易，所以没有进入状态。

中午睡醒，突然想起自己也写过和公开发表过的几篇读书笔记，不妨这个时候拿出来晒一下。于是起床简单整合，亮一亮相。我早就说过，我读书不多，近年读书更少，关于读书很多话可能都是言不由衷。不过自己毕竟也是一个靠码字吃饭的人，说到读书总是有些回忆的。每年到这个时间，正好把这些记忆激活一次。

愤青依旧

——读陈丹青《荒废集》

我喜欢阅读画家的书，因为画家的书不像作家的书那样“专业”。也因为不专业，所以读起来少一些“做”文章的痕迹，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即兴的语言，也因为即兴而显得率真，更能给人新鲜感甚至是心灵的震撼。

陈丹青是知名画家。他出的书不多，但是每出一本，几乎都会在出版界引起轰动。可能就因为他的“即兴”，他的“率真”，表现着一个知名画家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我敢说，现在看过陈丹青的《退步集》的读者，可能要比看过他的《西藏组画》的人要多。一个画家以言论引人注目，陈丹青现象值得关注。

有人说，陈丹青是一名“老愤青”，因为在他的声音里总能够找出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我看所以有这样“愤世嫉俗”，是因为陈丹青是一名画家，他不是码字的，而是“码”颜色的，所以他能够用“拒绝平庸”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世界，所以他的观察，他的思考，他的表述就显得有了“陈丹青式”的深刻，让人深省。陈丹青说：“我做的事情常会犯忌，犯忌才有意思嘛！”这可以说是我们理解陈丹青的“陈式表述”的一个注脚.

《荒废集》是陈丹青继《退步集》和《退步集续集》以后再出版的文集，陈丹青在自序中交代，所以把文集名为“荒废”，是因为“回国八年，别人看着很勤奋，自己思忖，总有荒废之感。”但是我们从文集中看到，陈丹青荒废的是一些事务（比如辞了清华大学的教职），但是思想没有半点的荒废——对教育，对世事，对艺术，对历史甚至对灾难，或者通过访谈，或者通过发言，陈丹青以他的观察和思考，表达着一个画家的思想、良知和境界，构成了“陈丹青式”的精彩。陈丹青的父亲曾经建议把书名改为“缄言集”，陈丹青觉得太雅，没有采用。但是，我所以要写这个书评，就是因为我记住了陈丹青的一些“缄言”，这些“缄言”让我读到愤青依旧的陈丹青。

陈丹青的“缄言”，和《退步集》表现出来的很多“缄言”可以说是一以贯之。首先就是表达他对中国教育的现状的不满。在《访谈杂录》、《民国的文人》中，无论谈今还是论古，陈丹青始终表现了他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与不满。在《退步集》他担忧的是体制，《荒废集》他更担忧学生：“年纪轻轻，接受的都是权力教育，事事认同权力，以后出来社会，国家就交给这样的学生。”他认为中国教育的失败是从语言开始的：“我们几代人，包括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一开口，一下笔，都是党的语言，党的文化。”“这五六十年，全社会发展出一整套语言，煽情、造作、夸张、空洞。……我们是从丧失语言开始，丧失了传统，丧失了天性。”这些有些“犯忌”的语言，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不是很舒服，但是如果留心看看我们能够体现语言环境的媒体、学校、官场乃至社会，不能不佩服陈丹青的“开炮”一语中的。

陈丹青这种“一语中的”的发声，还表现在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观察和发现中。他在因为在电视节目中谈论茅盾、巴金、冰心的作品“文采欠佳”被声讨，写下了《地狱和宗庙》一文，认为，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体与两端：“不是层层地狱，就是巍巍宗庙。”直指中国对文艺的评价早就失去了客观，把要褒扬的人放到了“巍巍宗庙”的位置上，不允许任何人说半个不字；而对一些因为政治观点不同的作家，则打到层层地狱下边，容不得别人说一句好话。“……过去半个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民国的文人》）。”这篇文章连一贯以开放而闻名的《南方周末》都没有采用（可能是不敢发表吧），倒是中国青年报在时隔半年以后才全文发表。

一般印象，陈丹青的“缄言”，是因为“尖锐”让人受到震撼的。尖锐往往使人想到刻薄。但是陈丹青并不是刻薄的人。他的包容，他的理解，他的宽容，有时候又使得你不能不怀疑陈丹青究竟算不算一名真正的“愤青”。他的《访谈杂录》谈到大家对鲁迅的一些评价，对陈独秀的评价，对胡适的评价，他就认为，中国的事情要让它发生。发生了，还要让它往前走，不要一发生就论对错，不要这么快给一个事情作是非判断。“一朵花开，别评价，让她长大，盛开。”

最能够体现陈丹青这种包容和理解的是他对鲁迅和上海的关系的评价。在《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一文中他谈鲁迅和上海的关系很精彩。他认为，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感情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他说，“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鲁迅的大气更是上海的大气。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的传奇，最风流的关系。……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他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这样评价鲁迅和上海的关系，体现了陈丹青对鲁迅对上海的关系的特别的理解，更体现了陈丹青对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文化包容的向往和认同。这是在其他研究鲁迅的文章里很难看到的新观点。

陈丹青是画家，《荒废集》有不少的篇幅是谈绘画艺术的。但是他谈艺术也不是就艺术谈艺术。而是把艺术的探讨放到社会的背景下，他在《希腊是人类的永久教师》一文对希腊早期的艺术品不但推崇备至，更认为“地理真的可能影响人种，影响民族，影响这个民族的种种天然倾向。”对目前中国文艺界现状，他的观察和评价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利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已经流失。……这可能真是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充满希望，然而糟糕透顶（《仍然在野》）。”他认为，“别说艺术，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即便真有‘学术’，也还插不进脚，连公开的批评争论都很难，何谈‘客观’（《现状不是美术史》）。”他理想中的所谓现代化，“是一边造枪炮、制宪法，一边有人美孜孜画着梦中的裸妇、宫廷的弄臣、宁静的陶罐。”认为“缺了这些，现代化的驱动进程就像跛子、独轮，只剩了科技（《喜看提香来上海》。”

本来，陈丹青的《荒废集》有很多话都是实话，但是因为我们在书刊中看到这样的实话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所以陈丹青的话就特别引人注意。当然，陈丹青引人关注，还因为他的发声经常是蕴含哲理，读来很能够发人深思。他在《保守还是创新》中谈文化的保守和创新，认为“所谓保守，反过来说，即尽可能阻止太多太快的毁坏。”对我们理智地认识所有的所谓“创新”“保守”都很有启发。在《价格眩晕》谈八0后、九0后的艺术作品时候陈丹青说：“青春不等于才华，但才华靠青春壮胆。”这些都是极富哲理的言谈。

大师眼中的大师

——读季羡林自选集《悼念忆》

今年元宵节看灯，转入一间书店选购了一本季羡林的自选集《悼念忆——另一种回忆录》。书店出来开车，和别人轻轻碰了一下，人家死活要我陪一笔钱，心情很坏。回家就把这本书抛到书架上，没有开封。

  4月间因私去北京，选择坐火车，想到在车上有很多时间需要打发，匆忙中把没有开封的《悼念忆》带上。想不到，一来一回，我竟然把一本20万字的回忆录只字不漏看完了，而且感受很多。

  虽然季羡林是一个国学大师，但是我认真看他的文字还真是第一次。因为我近年看书已经很少，在这个网络时代，加上职业的习惯，我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解新闻资讯之中了。有些时间空余也会寄托于网络游戏之中，能够静下心来看书，唯有在单调而漫长的旅途之中。而我所以选择看季羡林的回忆录，也因为本人离乡背井，近年也写过一些怀人的文字，在一个外地的论坛上引起过一些人的关注，我自己有一个计划，要把和自己相识相处的一些朋友，以散文和素描的方式，写一写。因为有这样的动机，我才关注季羡林的回忆文章。

因为季羡林是大师，所以他的回忆文章所回忆的很多人都是大师。大师眼中的大师是什么样子？这是我要读这本书的第一个想了解到问题。

季羡林作为大师，因为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也因为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更因为经历过新旧中国交替，他和近代不少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影响的名人或者是师生、或者是同事、有的是早年的同学。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生活和求学在一个经历忧患的年代，好学和博学成为他们一代人的追求，不少人先后成为中国文化知识界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同时他们也经历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感情和身体都经历过不少的坎坷。回忆这些人和事，自然不能够离开这些人的喜怒和哀乐。季羡林说，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但是他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做真实的自己，是他为自己的回忆录写下的序。

  那么，真实的季羡林，看真实的大师，又是怎么样的呢？

先看老舍。

老舍至于季羡林，不算是师生、也不是同学、更不是同事，他们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三十年代初，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暑假回家的季羡林，因好同学李长之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由季羡林作陪。早在高中时候就读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的季羡林，当时知道要见老舍的时候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当时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很大。但是见到老舍以后，季羡林眼中的老舍是“一点架子也没有”。解放以后，季羡林因为工作的关系和老舍接触多了，有一件小事记录了老舍的为人。说是有一次季羡林到一间理发馆去理发，看到老舍也在那里正涂着肥皂泡让理发师刮脸，因为不方便说话，寒暄后就不说话了。季羡林坐到椅子上时候，老舍和他打招呼告别，到季羡林理完发要付钱时候，理发师告诉季羡林：老舍已经为他付过钱了。季羡林回忆到这里很有感触：“这样芝麻绿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见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难道也不足以见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精神吗？”季羡林认为，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魏如泰斗，自己没有评论的能力，但是小事见大，琐碎中见精神，平凡中见伟大。

再看胡适。胡适是季羡林的恩人。当年季羡林从国外回来，是老师陈寅恪把他推荐给时为北大校长胡适之和代理校长傅斯年的。时年30几岁的季羡林在北大做了一个星期的副教授就被升为正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创造了北大用人的“神话”，所以胡适是季羡林一生中最感激的六个人之一。他回忆胡适的文章，收入《悼念忆》的有《为胡适说几句话》和《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两篇。

《为胡适说几句话》写于1987年，《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写在1999年。季羡林回忆胡适的文章，他认为过去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我们一度把胡适完全抹杀，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有人甚至认为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季羡林以他和胡适共事的不少事实，说明胡适不是这个样子。他认为，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事实。但是胡适对国民党也不是一味的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季羡林眼中的胡适“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他对学生关爱备至，亲自请外国留学生吃饭；亲自出面找李宗仁营救因为参与游行被国民党逮捕的北大学生。季羡林眼中的胡适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有政治野心，又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做总统，季羡林说连自己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都不相信的事，胡适居然为此经常来往于北京南京之间，乐此不疲，信以为真。在季羡林的眼中，胡适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作为旁听生得到陈寅恪的提携，陈寅恪是季羡林的真正贵人。季羡林眼中的陈寅恪，是“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

再看陈寅恪。

陈寅恪对季羡林来说，具有恩师和恩人双重身份。1930年，季羡林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二战期间，困于德国的季羡林得知老师陈寅恪在英国就医，写信致敬并附上发表的论文，是陈寅恪推荐季羡林给北大校长胡适之和代理校长傅斯年。所以季羡林对陈寅恪的知遇之恩，流露在他关于陈寅恪的几篇回忆文章中。在清华求学，季羡林曾经慕名听过冰心的课，被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下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但是旁听陈寅格的“佛经翻译文学”，却得到“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的享受。本来作为旁听生的季羡林和清华名师陈寅恪并没有特别的深交，但就是对这样的泛泛之交的学生，十年以后当陈寅恪收到季羡林的来信和论文时候，竟然愿意亲自写信推荐季羡林到北大任教。这个举动除了说明季羡林的确学有所成，也说明陈寅恪作为一代大师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风范。按道理，季羡林并不是陈寅恪的嫡传弟子（一个旁听生而已），陈寅恪能够在当时向高高在上的北大推荐季羡林，怎么能够不让当时几乎是谋生无门的季羡林感恩戴德啊。难怪一向不善于应酬和不拜访人的季羡林，要在三年内几次带上陈寅恪很喜欢的外国神父亲手酿制的栅栏红葡萄酒，长途跋涉送到到清华园，拜访陈寅恪。说到陈寅恪，季羡林说：“如果没有人的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他（陈寅恪）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

收入《悼念忆》的文章，关于陈寅恪的共有四篇，写于1988年的《纪念陈寅恪先生》、写于1995年的《回忆陈寅恪先生》、  写于2000年的《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写于2002年的《寅恪先生二三事》 。可以看出，季羡林对陈寅恪的记忆和感激，越老越浓。在《寅恪先生二三事》中，季羡林以陈寅恪的书信证明陈寅恪“临财不苟得”，记录在1939年和1945年，陈寅恪先生在极度贫困的时候，坚决不取不该取之钱之事，季羡林眼中的陈寅恪，是“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他认为陈寅恪“是我们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镜。”写到陈寅恪备课之认真， 不但每次上课必认真准备，每到有新观点，新材料出现，必有增加和注明。陈寅恪给人写信时候说，“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同样是老师的季羡林感慨，有的老师，同样的讲义从前学生听课者如云，但是到今天讲义只字不改，听者却门可罗雀。要害就是“讲义一个字没有改！”季羡林认为，陈寅恪先生在“伟大处是伟大的，在细微末节方面也是伟大的”。

季羡林的回忆录，回忆的不是大师就是名人。朱光潜、曹靖华、王力、梁实秋、沈从文、吴宓、冯友兰……这些都是堪称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师长，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同事。季羡林在回忆这些人物的时候，说真话同时露真情。他写到早年的一个同学章用时候，说章用是一个“怪人”：“有时坐在那里，眼睛愣愣的，半天不动。他根本不谈家常，只有谈到学问，他才有兴趣。”说到章用的“怪”，季羡林说，人不应该像牛羊一样，看上去都差不多，人应该有个性。章用就是季羡林喜欢的有个性的同学。写到朱光潜先生，季羡林说，朱光潜的课“要说里边没有唯心主义成分，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只要是一个有良心、不存心骗人的人，他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正视客观实际的，他的学说总会有合理成分的。”说到梁实秋，季羡林认为，“一个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这当然很好，这说明他进步。一个人不相信，或者暂时不相信，他也完全有自由，这也决非反革命。”他回忆沈从文吃饭用牙齿把麻绳咬断，非常欣赏沈从文“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说“虽然并不高雅，并不优美。 但是透露个性”，他欣赏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劲头。                                                   

季羡林是大师，但是读他的回忆文字，同样和他推崇的大师一样，一点看不到他的“大师”架子。行文之间经常可以看到他做人的率真。陈寅恪是他的恩师和恩人，他对陈寅恪的感恩戴德，在字里行间常常暴露无遗。他回忆和胡乔木的交往，说到胡乔木没有架子，就非常率真的说：“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他坦言“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他同时也回忆自己不愿意和胡乔木去敦煌参观，是因为自己对那种“扈从如云的盛况，感到厌恶，感到腻味，眼不见为净”。在回忆自己在北大任教时候，季羡林曾经因为自己是“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教授”，被人背后赐“一级”诨名的时候，他感慨自己“绝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季羡林吧。

                            2010年

各为其主，身后凄凉

——读《苍梧将军》

按：2013年国庆期间回家，好友周陆奇送我一本由他主编的《苍梧将军》。内收40位苍梧籍将军事略，其中有一位名叫全无若的少将是我外祖父的亲弟弟。细读书稿，情不自禁留下眼泪，写下此文。

《苍梧将军》收录民国时代苍梧籍的39位少将以上的军人故事，包括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位解放军少将，苍梧近代史上一共出了40位将军。在广西来说，苍梧籍将军特别是民国将军的数量应该在各县的前列。我没有认真考证过苍梧为什么能够一下子出这么多将军的历史，大致分析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然是历史原因。民国时代实际也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民不聊生加上战事纷起，所谓“乱世出英雄”，有战争就总有热血男儿应征参军，或者求一碗饭，或者求出人头地。第二，地理原因。因为民国时代，苍梧县府就在梧州。梧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有“两广咽喉”之称，先后经历各种各样的战事，而由于受新思潮影响，不少稍有积储的家庭都纷纷送儿子到军校读书或者到大学读书，这些人读书时候正逢战事纷起，很多成为了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和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战争的骨干。第三，人缘关系。苍梧因为先后出了一位敢于公开和蒋介石叫板的国民党上将——李济深，和担任过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上将，以及参加过激战台儿庄的莫德宏中将等名将，由这些名将的提携，老乡带老乡，让苍梧大地一时间出现了“将星灿烂”的局面。苍梧的民国将军比较集中在大坡、新地、广平和长洲几个地方，说明了人脉关系对当时官场和军队的影响。

  论及苍梧将军的历史作用，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政权更替，目前恐怕仍然很难以超脱的客观立场对这些历史人物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笔者从几十个将军的有关记载发现，中国近代的各种战事，从军阀混战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从抗日战争到国共战争，不少著名的战事，都有苍梧将军的身影。如李济深上将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担任北伐军作战参谋；1921年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以桂人粤军身份参加过粤军与桂系军阀沈鸿英部的战争；1926年担任北伐攻赣总指挥，收复了江西赣州；李济深因和蒋介石政见多有分歧，曾经被蒋软禁，并多次派人暗杀。李品仙上将则先后参加过护法战争、湘直战争、护宪战争、蒋桂战争，号称“大难不死”以后，先后参加抗日战争的上海保卫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1945年9月24日曾经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身份，代表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日军石川次郎中将呈交投降书。莫德宏中将参加过北伐战争、蒋桂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保卫台儿庄中，差点送命，耳朵被落在身边的炮弹震聋，半个月才恢复听力；在大别山莫德宏的部队击落日本战机，击毙日军第11军司令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冢田攻大将，莫德宏堪称苍梧将军里的一位虎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随枣会战、长沙会战的的苍梧将军还有练卓群中将、郭遇吉少将；郭遇吉少将1945年4月以炮兵营长身份随汤伯恩部队参加湘西会战，此战以国军阵亡7737人代价，毙敌12498人，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败得最惨的一次战役，日本人自己也称“皇军成了中国军队案板上的肥肉”。

  而参加过淞沪抗战的则有全无若少将，周煜南少将，谢鼎新少将，李中兴少将；谢鼎新也是苍梧唯一一位战死在抗战战场上的将军。而在抗战战上身负重伤被老百姓从尸堆中救出一条命来的苍梧军人还有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万全策少将。1939年广西著名的抗战战事昆仑关战役，苍梧参战将军有甘竟生（时任旅长），参战过程中他的部队伤亡过半，可谓血染昆仑关；参加昆仑关战役的苍梧将军还有李尧章少将，李尧章还参加过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著名战役——淮海战役。

上世纪发生在中***地的大小战争林林总总，难以统计，苍梧将军们或各为其主，转战中***江南北，被政客、军阀利用，被时代迷惑乃至大家兵戎相见的现象自然在所难免。但是当外敌入侵，需要军人一致枪口对外、血战沙场的时候，大多数苍梧将军出生入死，放下成见，临危不惧，谱写了作为苍梧男儿充满热血和正气的一页。至于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一些苍梧籍将军，或者因为理念不同和忠于旧时代的秉性血性，一部分人走上了和新生政权决一死战的道路，如甘竟生成为新生政权的罪人終被镇压；莫德宏和解放军战斗到弹尽粮绝被俘，老死战犯监狱；全无若因为拒绝投降选择自我消失不知所终，留下了千古之谜；黎湛修直到1959年仍然指挥了还击大陆炮击金门的炮战；大陆政权更替后李中兴一直在香港为台湾提供情报等……用历史的眼光看，他们的选择，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军人其实有更多使命上的无奈。我觉得这些苍梧将军在苍梧青史已经留名，对他们或毁或誉，历史总会做出比现在更加客观的结论。

  也许因为生于乱世，将军们的结局大多数可以用悲惨凄凉形容。他们之中，长期与蒋介石周旋乃至对抗的李济深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位。李济深在迷茫的战事中，后来选择了和共产党合作，新政后位居中央政府副主席，据说是死于1959年和毛泽东一同到十三陵水库游泳后的一场感冒；而追随李济深的周泽甫、周泽棣虽然后来在新政权中一度担任要职，但周泽棣1957年曾经被划为右 派，1968年甚至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8年才得平反，后担任梧州政协副主席；而同样追随李济深的黎民任少将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毛泽东为黎民任签发了烈士证书；归顺新政权的将军还有李达潮少将，1949年至1959年担任广州市卫生局长；李沛霖少将，解放后1952年病故。

  战死沙场者求仁得仁，归顺新政的各有人生。而一批随解放战争战事结束，先后随国民党政权流落台湾的苍梧将军，大多数也是过着“兔死弓藏”的日子。如李品仙1949年抵台，曾经战功显赫的上将，仅获得蒋介石委任“**战略委员会顾问”闲职，三年后奉命退休，98岁死于台北，有言自叹：“西望故园，不禁兴陆游（但悲不见九州同）之悲。”李品和少将到了台湾，也随着李品仙失势，做了一名建筑工程师；莫仲庆少将在台湾过着一介平民生活。去台湾的还有周煜南、李英俊、黎湛修、李尧章、黄煜轩、郭遇吉、练卓群等。练卓群中将先是流落香港，做了一名屠夫，宰牛卖肉，后回台湾官至国防部高级参谋；郭遇吉官至少将教育长；黄煜轩亲自指挥了金门城防工程的建设……他们在台湾一直服役到退休。而到台湾后根本不获委任任何职务的有少将严海峰、甘杜。严海峰曾经担任玉林县长，甘杜是一名教官，因一度投靠解放军并在梧州军管会工作，被台湾查出这段历史不再任用，最后做了一名教师。

  有一些苍梧籍将军，在内战战事开始以后，不愿意再当旧政权的炮灰，又不知道新政权能不能接纳自己曾经的历史，他们有选择了流落海外，远走高飞：如中将苏民先是辞官回家办学，1950年到了香港办报，后来到马来西亚一间华侨中学做了一名普通教师；少将欧仰羲1949年到了香港一直养猪为业；周景臻1948年辞官去港做了纺织厂的普通职员；黎泰昌流落澳门。也有的将军选择主动放下武器，告老还乡，一度隐姓埋名，过着平民生活：如戴少英少将1949年还乡，经营货栈，曾经被送“5·7”干校改造，1981年病死家乡；李耀武少将1949年投降，回到新地富禄村养鸭；而黎展雄少将1948年就萌生解甲归田之意，不获批准，抑郁而死；李一冰少将先是挂印辞官，后因为帮助解放军渡西江作战有功，新政权成立后到广西商业厅任职，后被打成右派，遣返原籍，1978年得返原单位。

苍梧将军之中之中，也有人英年早逝，更有人去向成谜。陈公宽1931年病死，李举云1946年病亡。而有三位将军去向一直成谜：参加过北伐、担任过广西区第三保安司令的欧治清少将在1949年政权更迭前出走海外，从此和家乡没有任何联系；曾经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叛军战斗的陈卓才少将则早在1927年就因为厌于内战离开了担任教职的黄埔军校，后又离开家乡，到底是出家、死于非命、还是流落海外？不得而知。 +

在“去向成谜”的将军中，全无若的结局更是富有神秘色彩。据我母亲说，全无若曾经结义陈漫远、张云逸等，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梧州组织学生运动被捕，经历过三次“陪刑场”的死刑威胁，但是始终没有出卖组织。最后是其家人（我外公）用金钱打点，经南京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白崇禧批准与陈漫远一道获得释放。之后陈漫远继续跟随共产党，而全无若则被白崇禧留用做秘书，后来就成为桂系里边一名颇有名气的文人将军。先后担任21集团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跟随第七师参加淞沪会战，以文人带兵奉命阻击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第六师团；1938年徐州会战后，白崇禧举荐全无若担任84军政治部主任，晋少将军衔；1941年全无若受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建议担任省训练团训导处长，1945年至1949年先后任桐城县长和安庆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关于全无若有两个历史之谜一直没有破解。第一，他是不是参加过共产党？家人的说法和现在披露的资料很难印证。我注意到陈漫远的回忆，在他的革命生涯的文字中一直没有关于全无若的表述，原因到底为什么？第二，全无若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从参加过安庆地区战事的一些中共地下党人员回忆，安庆解放时候共产党曾经派人到全无若家中接触，希望他率团举旗起义，但全无若居然不置可否；及至解放军冲进安庆，其同乡的警卫排长冲进专员办公室试图“保卫”专员时，全无若居然一下人间蒸发、悄然失踪。他到底是死在战场了？还是被解放军俘虏了？或者跑到了台湾、流落了海外？一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到全无若的家乡调查。

将军百战死，身后悲名多。也许，由于经历了政权的更替，资料的欠缺，每一个苍梧将军的生与死，荣与辱，乃至他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的人生抉择的心路历程，都已经被历史尘封起来，成了千古之谜。我们今天看到的，只能算是历史的一些雪泥鸿爪。但是透过这些痕迹，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这些在历史上曾经留名的苍梧将军鞠一个躬——尽管我们与他们素未谋面，但毕竟曾经成长在同一块土地。                  2013-12-4于广东顺德、

一个皇朝的死亡说明书

一本几乎出版不了的书，后来居然成为畅销书。但是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对这本书给予差评。

近日读一本书，名字叫《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1918-2000）被称为“以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他主张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这本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由作者译写并交中华书局、1982年始得正式在国内出版的历史书，只有20多万字。但是这本书从2007年1月由北京白帆印务公司印刷第1版起，至今已经第27次印刷，印数58万册。这样一个数字，足可以说明《万历十五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出版颇费周折

但是据说这本1976年完稿的书，最初的出版颇费周折，不但国内不能够出，国外也甚为“难产”。因为从商业角度看，出版商要以广告开路，追求大量行销，迅速回报，而这本书虽然提及宫廷生活，嫔妃恩怨，但是涉及学术，出版商并不看好这本书的阅读性。而从学术角度看，一直以来历史书都比较注重分析解剖，恰恰《万历十五年》只有叙述，很少分析，说历史而不像那些断代史，也不像论文。不伦不类，出版社不愿承印。一直到1979年耶鲁大学答应承印，中华书局所以引进，也是因为1982年中国出版界实在有些青黄不接。

小事展示大事

而我们现在分析，这本书所以能够畅销，可能恰恰是由于它的“不伦不类”。首先是因为《万历十五年》体例上不像严格的历史书，它记录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一年，是通过几个人物（万历皇帝、太师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在这一年中经历的大事和细小事情，通过对这些有史料记录、而且可以考证的小事的叙述，来展示大事发生的痕迹和轨迹。如万历帝对已经死去的张居正的整肃，起因居然是因为和淑嫔的一句笑话（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和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华岳赐环记》，一句“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引发少年皇帝浑身不爽。摆脱张居正的影子，就成为这个皇帝在这一年做的惊天动地而且影响深远的事情。

明皇朝的死亡说明书

《万历十五年》所以赢得读者，我觉得还因为它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却没有一般历史书的预设立场。很多历史书往往出于政治甚至党派立场的局限，所谓纪录历史不过是向读者传递推销作者的某方面的价值观，让别人站在作者早已经预设的立场上看历史，让人接受作者灌输的已经没有任何预留空间的思考，这样的历史书自然让人读得索然无味。而《万历十五年》无论是对历史的叙述或者评价，作者的立场始终隐藏在客观的叙述中。这就使得每一个人阅读《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历史，总会因不同的阅历、不同的立场、乃至不同的理解水平得到不同的启迪：有人认为《万历十五年》是明皇朝的死亡说明书，有人通过《万历十五年》看到中国和西方拉开差距的历史原因，更有人看到万历皇帝看似无为实际有为的事实……有人甚至认为，正如1000个读者心中有1000个莎士比亚，1000个人读《万历十五年》，也会有1000种启发。

  我觉得，对一个已经能够独立思考的成年人特别是喜欢思考的人来说，恐怕这正是《万历十五年》送给读者最有价值的东西。

                            2016-6-17

教育改革，求仁未必得仁

有一个叫郑也夫的教授出了一本书，名叫《吾国教育病理》，这本书曾经在顺德的德胜读书会让与会读者分享，出现了读者抢着发言、先后反复希望发言的情况。

一本书引发的现场的“骚动”，足可以说明这本书在读者心中的反响是何等强烈。对中国的教育，大家要想说的话也许真的太多了。这些年谈起教育的问题，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学生，谁都可以罗列一二三点进行指责。用“千夫所指”形容教育问题恐怕一点都不为过。

即以郑也夫罗列的“教育模式批判”点名的现代教育的标准化为例，大家都几乎异口同声声讨标准化抑制了多样性和创造性。对标准化的存在问题大家都有普遍的共识。如果把教育的问题回归教育，将教育从改变人的能力这个功能进行评价，显然标准化的教材、考试乃至办学模式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试想一下，在咱们这个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一律、甚至思想都恨不得希望统一的体制框架下，谁能够有力量离开这样的大环境把教育“回归”教育？退一步说，即使有某一个地方，能够有勇气突破标准化的模式，把教育问题“回归”教育，但是离开了“标准”，仅仅是教育评价的指标，到底谁说了算？会不会五花八门、各执一词？这些问题，一定会把人搞得焦头烂额。

显然，教育问题不能够就教育谈教育。教育是上层建筑，从来不能够离开体制就教育谈教育，希望将教育问题“回归”教育探讨也经常只能够是一厢情愿。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离开了体制改革的支持，教育改革其实都走不远，或者根本就走不出教育的问题怪圈。

在所有的改革中，可能对教育的改革属于最复杂的改革之一。有良好的愿望，有过人的胆识，甚至有相对科学的设计，也不一定就能够把设计中教育改革一蹴而就。

最近河北有一个县借鉴外地经验，推动“三探三疑”教学改革。据说是希望通过“疑”与“探”的教学环节，促使学生学会主动提出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合作探究问题，养成敢于质疑、善于表达、认真倾听、勇于评价和不断反思的品质习惯。事实是这样的“改革”遭遇一些家长强烈反弹。他们认为这样的“改革”老师讲课不足“偷工减料”，明确希望恢复“满堂灌”、“题海战术”、“考试排名”，甚至有家长联名上书，要求罢免推行改革的教育局长。结果是迫于压力，县委常委会决定终止了这项已经实施了两年的改革，教育局长更是以辞职表达对终止改革的不满。

看来，教育改革不但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教育的改革更需要改革的土壤和改革的气氛。如果条件不成熟，或者得不到受改革影响的当事人的支持和理解，更好的改革也会欲速不达，求仁未必得仁。这可能就是教育改革的艰难所在、诡秘所在。

                      2016年7月21

记忆中的城市

——读南京作家薛冰散文集《漂泊在故乡》

出版社编辑推荐我阅读《漂泊在故乡》。说此书和我的散文集《活在吾乡》有些相似。但是读了知道，人家薛冰的文字写得比《活在吾乡》的文字好。不过相同的是，大家都是通过本身经历，为一个地方留下痕迹，为历史留下印证。所以，我写了这篇可能是有些肤浅的文字。

我读薛冰的新著《漂泊在故乡》曾经望文生义，以为一个老南京也在写人生漂泊感。一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也有漂泊感？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曾经生出“谁人的故乡不在漂泊”的感叹。

  但是读了几个章节以后，我修正了自己的感叹，因为我发现作家的所谓漂泊，不过是行文手法上做了一次“标题党”而已。实际上薛冰是借几十年在南京的不断迁徙，或者居住、或者工作环境的变迁，以这个作为线索，默写曾经居住过、工作过、观察过、甚至思考过的老城市、老街巷、老建筑的一些记忆。这些记忆，有曾经作为城市的地标如夫子庙、明故宫、丁家桥、秦淮河，和一些著名的建筑，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市井小巷、寻常人家、乃至远郊农村，而且几乎每写一个地方，反馈着一个时代——

在下关的热河路，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普通人家的生活，卖水的场面，看戏的情景，防备洪水的措施，甚至做“水之梦”的情景，琐琐碎碎的往事，见证（或者印证）曾经的日子；在石鼓路，我们跟随作者的记忆，看到了一个多进大院的建筑格局，周边民居和商业的各种摆设、格局，居民间的邻里关系，以及曾经的大食堂的生活，大跃进的各种看见，既是回忆小巷的平民生活，也是盘点碗碗碟碟里的历史；在沈举人巷，我们不但看到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街区（公馆区）经历的劫难，还依稀可以听到那个时代（文革）有些荒诞的种种传说，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宁静的地方突然泛起的喧嚣……作者就是这样，用自己居住和工作环境做线索，做站台，观察、纪录人生的足迹的同时，也留下城市变化发展的发现，特别是时代风云在这个城市留下的种种印记。

事实上，因为成长，因为曾经处在不断变革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若干变迁，每一个人都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漂泊。有的人漂泊的范围很大，有人的漂泊的圈子很小。但是能够对一路的变迁一路的漂泊进行观察、进行思考、特别是将观察思考变成文字的人并不多。作家的可贵在于他能够以职业的视角和擅长的得心应手的表达，让这些观察、记忆以及思考没有随着岁月的消逝而烟消云散。像薛冰这样，用文字为一个城市留下记忆，记忆中的城市，有时候甚至会变成记忆中的历史。

当然，记忆中的历史，肯定没有那些史书记述的城市宏观和全面。但是，往往是记忆中的城市、记忆中的历史，比史书记述的城市有更多的细节，有更多的温度，让人感觉印象更加深刻，有时候甚至更加让人感到真实。因为个人的记忆，经常使用的是个人的视角特别是平民的视角，融入的是曾经的经历和体验，甚至，留下了某些个人日常生活的刻骨铭心。我觉得，要了解一座城市，读一读这个城市的历史、地理、文化记述，固然可以，但是要真正体味和感悟一个城市，包括她的温情，她的味道，一定要和这个城市的底层接近，倾听一次来自这个地方寻常百姓人家的叹息和呼吸。而要接近这个阶层，听到这些声音，还真的要借助像薛冰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一些文化人，对城市做特别有心的观察、记忆和表达。

诚然，一座城市的记忆，或者一座记忆中的城市，不同生活际遇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记忆元素，从而留下不同的城市印象。个人的记忆正如个人的际遇，她尽管是城市最真实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替代一个城市的全部历史。这个有点像盲人摸象，他摸到的，肯定是大象的一部分，但绝对不可能是大象的整体。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不能够排除记忆中的城市的文学的甚至史学的价值，因为正是很多人这样那样留下真实的一部分，结合成为一个城市的整体，让一个城市丰满起来、立体起来，让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充满各种各样的遐想。                2019-6-24

丝绸之路：传奇与历史

——读《丝路纪行——西出阳关》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将全世界的驴友都关在家里。我作为“半吊子”驴友，也不得不中断已经准备了一年的“江南春天”采风行，几个月傻傻地呆在家里，靠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打发时光。又因为疫情前刚刚跑了一趟甘肃回来，看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丝路行纪——西出阳关》的“行纪”，觉得可以满足和印证感观尚新的视觉好奇，于是找来粗粗看了一下.

首先想说明一下，我自己不太敢写游记。我不写，是因为我读书不多，跑的地方也不多，没有积累，一直对写游记有一种“写作自卑”。我不写游记，但是不影响我鉴别游记，你的游记写得好不好，我是可以凭自己的阅读感觉做出鉴别的。可能因为这点功夫，出版社给我寄来了小重山（原名王永胜）的这本《丝路行纪——西出阳关》的时候，本来想得空就看一看，如果好，向大家推荐，如果不好，喷上几句。当然，我首先相信，能在师大社出的书，不会太差！

读了几篇，都是我去年十月才去过的地方——兰州、张掖、嘉峪关，包括以前去过的西安、延安、咸阳……感觉写得很不错啊。我猜可能因为作者是甘肃人，他对这些西北地方非常熟悉，或者是他做足了功课，驾轻就熟，行纪把一个地方的环境、人文、历史都涵盖其中了！不只是写景，更侧重纪事，记风俗人情。比如，写西安的街市，写古丝绸之路起点，选点与一般人之游记完全不一样。写骊山，突出写那里的兵马俑，而且是放在战争历史和战场的格局分析兵马俑的格局，还追溯了古时皇帝以活人陪葬的臭事，读起来挺有趣味，也丰富了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写兰州的那几篇，除了介绍景点文化，还介绍了苦水玫瑰，兰州的面食，和划拳文化。地方特产，古今沿革，用行纪去说，容易让人记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识见识，当然是写好游记的基本功。作者笔下的古丝路、河西走廊一带，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华大地地质地貌特别丰富多彩的地方，仅甘肃省就坐拥七处世界文化遗产，雪山冰川、高原牧场、深林峡谷、丹霞雅丹、戈壁沙漠、雄关巍峨、千年胡杨……加上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战争、外交、传奇、传说，写这样一些地方的行纪，没有足够的积累，很容易写成风景说明书。这可能也是我去了三次西北，却不敢写一篇西行游记的原因。说到这里，我还特别佩服作者的语言使用能力，感觉他不是用文字写游记，而是用口语面对面和读者讲见闻、讲故事，东拉西扯而又有些绘声绘色，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不象有些作者写游记喜欢用说明文写，用“百度”资料和景区说明去填充，那样的行纪条理虽然清楚，但缺少了叙述的趣味，没有叙述语言的魅力，千人一面，读起来容易容易感到拖沓、沉闷，难以留下好印象。当然，也有一些篇章，可能因为过分强调文化风俗，强调历史，忘记了带人穿插现场感，感到有些掉进书袋、掉得太多了，过犹不及，过分刻意，可能有些人反而不喜欢。

当然，此书最有价值的是，作者的这些游记行纪，有一个总体策划，出版时间更有一个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时代的背景。没有什么比古代丝绸之路更能激发我们探索世界的欲望。作者耗时一年，亲历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十七座城市：洛阳、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一个一个景点写，一个一个地方讲历史、讲故事，25万字，数十幅高清图片，再现丝路上的城市、文明、民俗与特产，以独特的视角，散文的笔法解读人类史上伟大的商贸通道，印证“世界好、中国才能好”这个主题。各文章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既有历史回放，又有现实镜头，历史典籍和文物建筑相互印证，展示了丝绸古道的对中华民族打通世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价值。在新冠肺炎疫情纷扰世界的今天，读这些行纪，更能体会建设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价值，正如作者说的：世界是通的，唯通方能成久远。

                            2020-5-31

我的读书笔记
文|覃炜明
今天世界读书日。本来有计划写一篇文字，分年代盘点我读过的那些书，分析一下读书对我的影响。但是因为近来手头事情很多，加上觉得有些读过的书连书名都早忘记了，恐怕盘点起来不太容易，所以没有进入状态。
中午睡醒，突然想起自己也写过和公开发表过的几篇读书笔记，不妨这个时候拿出来晒一下。于是起床简单整合，亮一亮相。我早就说过，我读书不多，近年读书更少，关于读书很多话可能都是言不由衷。不过自己毕竟也是一个靠码字吃饭的人，说到读书总是有些回忆的。每年到这个时间，正好把这些记忆激活一次。

愤青依旧
——读陈丹青《荒废集》
我喜欢阅读画家的书，因为画家的书不像作家的书那样“专业”。也因为不专业，所以读起来少一些“做”文章的痕迹，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即兴的语言，也因为即兴而显得率真，更能给人新鲜感甚至是心灵的震撼。
陈丹青是知名画家。他出的书不多，但是每出一本，几乎都会在出版界引起轰动。可能就因为他的“即兴”，他的“率真”，表现着一个知名画家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我敢说，现在看过陈丹青的《退步集》的读者，可能要比看过他的《西藏组画》的人要多。一个画家以言论引人注目，陈丹青现象值得关注。
有人说，陈丹青是一名“老愤青”，因为在他的声音里总能够找出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我看所以有这样“愤世嫉俗”，是因为陈丹青是一名画家，他不是码字的，而是“码”颜色的，所以他能够用“拒绝平庸”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世界，所以他的观察，他的思考，他的表述就显得有了“陈丹青式”的深刻，让人深省。陈丹青说：“我做的事情常会犯忌，犯忌才有意思嘛！”这可以说是我们理解陈丹青的“陈式表述”的一个注脚.
《荒废集》是陈丹青继《退步集》和《退步集续集》以后再出版的文集，陈丹青在自序中交代，所以把文集名为“荒废”，是因为“回国八年，别人看着很勤奋，自己思忖，总有荒废之感。”但是我们从文集中看到，陈丹青荒废的是一些事务（比如辞了清华大学的教职），但是思想没有半点的荒废——对教育，对世事，对艺术，对历史甚至对灾难，或者通过访谈，或者通过发言，陈丹青以他的观察和思考，表达着一个画家的思想、良知和境界，构成了“陈丹青式”的精彩。陈丹青的父亲曾经建议把书名改为“缄言集”，陈丹青觉得太雅，没有采用。但是，我所以要写这个书评，就是因为我记住了陈丹青的一些“缄言”，这些“缄言”让我读到愤青依旧的陈丹青。
陈丹青的“缄言”，和《退步集》表现出来的很多“缄言”可以说是一以贯之。首先就是表达他对中国教育的现状的不满。在《访谈杂录》、《民国的文人》中，无论谈今还是论古，陈丹青始终表现了他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与不满。在《退步集》他担忧的是体制，《荒废集》他更担忧学生：“年纪轻轻，接受的都是权力教育，事事认同权力，以后出来社会，国家就交给这样的学生。”他认为中国教育的失败是从语言开始的：“我们几代人，包括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一开口，一下笔，都是党的语言，党的文化。”“这五六十年，全社会发展出一整套语言，煽情、造作、夸张、空洞。……我们是从丧失语言开始，丧失了传统，丧失了天性。”这些有些“犯忌”的语言，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不是很舒服，但是如果留心看看我们能够体现语言环境的媒体、学校、官场乃至社会，不能不佩服陈丹青的“开炮”一语中的。
陈丹青这种“一语中的”的发声，还表现在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观察和发现中。他在因为在电视节目中谈论茅盾、巴金、冰心的作品“文采欠佳”被声讨，写下了《地狱和宗庙》一文，认为，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体与两端：“不是层层地狱，就是巍巍宗庙。”直指中国对文艺的评价早就失去了客观，把要褒扬的人放到了“巍巍宗庙”的位置上，不允许任何人说半个不字；而对一些因为政治观点不同的作家，则打到层层地狱下边，容不得别人说一句好话。“……过去半个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民国的文人》）。”这篇文章连一贯以开放而闻名的《南方周末》都没有采用（可能是不敢发表吧），倒是中国青年报在时隔半年以后才全文发表。
一般印象，陈丹青的“缄言”，是因为“尖锐”让人受到震撼的。尖锐往往使人想到刻薄。但是陈丹青并不是刻薄的人。他的包容，他的理解，他的宽容，有时候又使得你不能不怀疑陈丹青究竟算不算一名真正的“愤青”。他的《访谈杂录》谈到大家对鲁迅的一些评价，对陈独秀的评价，对胡适的评价，他就认为，中国的事情要让它发生。发生了，还要让它往前走，不要一发生就论对错，不要这么快给一个事情作是非判断。“一朵花开，别评价，让她长大，盛开。”
最能够体现陈丹青这种包容和理解的是他对鲁迅和上海的关系的评价。在《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一文中他谈鲁迅和上海的关系很精彩。他认为，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感情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他说，“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鲁迅的大气更是上海的大气。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的传奇，最风流的关系。……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他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这样评价鲁迅和上海的关系，体现了陈丹青对鲁迅对上海的关系的特别的理解，更体现了陈丹青对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文化包容的向往和认同。这是在其他研究鲁迅的文章里很难看到的新观点。
陈丹青是画家，《荒废集》有不少的篇幅是谈绘画艺术的。但是他谈艺术也不是就艺术谈艺术。而是把艺术的探讨放到社会的背景下，他在《希腊是人类的永久教师》一文对希腊早期的艺术品不但推崇备至，更认为“地理真的可能影响人种，影响民族，影响这个民族的种种天然倾向。”对目前中国文艺界现状，他的观察和评价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利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已经流失。……这可能真是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充满希望，然而糟糕透顶（《仍然在野》）。”他认为，“别说艺术，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即便真有‘学术’，也还插不进脚，连公开的批评争论都很难，何谈‘客观’（《现状不是美术史》）。”他理想中的所谓现代化，“是一边造枪炮、制宪法，一边有人美孜孜画着梦中的裸妇、宫廷的弄臣、宁静的陶罐。”认为“缺了这些，现代化的驱动进程就像跛子、独轮，只剩了科技（《喜看提香来上海》。”
本来，陈丹青的《荒废集》有很多话都是实话，但是因为我们在书刊中看到这样的实话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所以陈丹青的话就特别引人注意。当然，陈丹青引人关注，还因为他的发声经常是蕴含哲理，读来很能够发人深思。他在《保守还是创新》中谈文化的保守和创新，认为“所谓保守，反过来说，即尽可能阻止太多太快的毁坏。”对我们理智地认识所有的所谓“创新”“保守”都很有启发。在《价格眩晕》谈八0后、九0后的艺术作品时候陈丹青说：“青春不等于才华，但才华靠青春壮胆。”这些都是极富哲理的言谈。
大师眼中的大师
——读季羡林自选集《悼念忆》
今年元宵节看灯，转入一间书店选购了一本季羡林的自选集《悼念忆——另一种回忆录》。书店出来开车，和别人轻轻碰了一下，人家死活要我陪一笔钱，心情很坏。回家就把这本书抛到书架上，没有开封。
  4月间因私去北京，选择坐火车，想到在车上有很多时间需要打发，匆忙中把没有开封的《悼念忆》带上。想不到，一来一回，我竟然把一本20万字的回忆录只字不漏看完了，而且感受很多。
  虽然季羡林是一个国学大师，但是我认真看他的文字还真是第一次。因为我近年看书已经很少，在这个网络时代，加上职业的习惯，我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解新闻资讯之中了。有些时间空余也会寄托于网络游戏之中，能够静下心来看书，唯有在单调而漫长的旅途之中。而我所以选择看季羡林的回忆录，也因为本人离乡背井，近年也写过一些怀人的文字，在一个外地的论坛上引起过一些人的关注，我自己有一个计划，要把和自己相识相处的一些朋友，以散文和素描的方式，写一写。因为有这样的动机，我才关注季羡林的回忆文章。
因为季羡林是大师，所以他的回忆文章所回忆的很多人都是大师。大师眼中的大师是什么样子？这是我要读这本书的第一个想了解到问题。
季羡林作为大师，因为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也因为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更因为经历过新旧中国交替，他和近代不少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影响的名人或者是师生、或者是同事、有的是早年的同学。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生活和求学在一个经历忧患的年代，好学和博学成为他们一代人的追求，不少人先后成为中国文化知识界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同时他们也经历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感情和身体都经历过不少的坎坷。回忆这些人和事，自然不能够离开这些人的喜怒和哀乐。季羡林说，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但是他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做真实的自己，是他为自己的回忆录写下的序。
  那么，真实的季羡林，看真实的大师，又是怎么样的呢？
先看老舍。
老舍至于季羡林，不算是师生、也不是同学、更不是同事，他们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三十年代初，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暑假回家的季羡林，因好同学李长之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由季羡林作陪。早在高中时候就读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的季羡林，当时知道要见老舍的时候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当时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很大。但是见到老舍以后，季羡林眼中的老舍是“一点架子也没有”。解放以后，季羡林因为工作的关系和老舍接触多了，有一件小事记录了老舍的为人。说是有一次季羡林到一间理发馆去理发，看到老舍也在那里正涂着肥皂泡让理发师刮脸，因为不方便说话，寒暄后就不说话了。季羡林坐到椅子上时候，老舍和他打招呼告别，到季羡林理完发要付钱时候，理发师告诉季羡林：老舍已经为他付过钱了。季羡林回忆到这里很有感触：“这样芝麻绿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见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难道也不足以见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精神吗？”季羡林认为，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魏如泰斗，自己没有评论的能力，但是小事见大，琐碎中见精神，平凡中见伟大。
再看胡适。胡适是季羡林的恩人。当年季羡林从国外回来，是老师陈寅恪把他推荐给时为北大校长胡适之和代理校长傅斯年的。时年30几岁的季羡林在北大做了一个星期的副教授就被升为正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创造了北大用人的“神话”，所以胡适是季羡林一生中最感激的六个人之一。他回忆胡适的文章，收入《悼念忆》的有《为胡适说几句话》和《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两篇。
《为胡适说几句话》写于1987年，《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写在1999年。季羡林回忆胡适的文章，他认为过去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我们一度把胡适完全抹杀，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有人甚至认为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季羡林以他和胡适共事的不少事实，说明胡适不是这个样子。他认为，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事实。但是胡适对国民党也不是一味的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季羡林眼中的胡适“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他对学生关爱备至，亲自请外国留学生吃饭；亲自出面找李宗仁营救因为参与游行被国民党逮捕的北大学生。季羡林眼中的胡适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有政治野心，又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做总统，季羡林说连自己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都不相信的事，胡适居然为此经常来往于北京南京之间，乐此不疲，信以为真。在季羡林的眼中，胡适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作为旁听生得到陈寅恪的提携，陈寅恪是季羡林的真正贵人。季羡林眼中的陈寅恪，是“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
再看陈寅恪。
陈寅恪对季羡林来说，具有恩师和恩人双重身份。1930年，季羡林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二战期间，困于德国的季羡林得知老师陈寅恪在英国就医，写信致敬并附上发表的论文，是陈寅恪推荐季羡林给北大校长胡适之和代理校长傅斯年。所以季羡林对陈寅恪的知遇之恩，流露在他关于陈寅恪的几篇回忆文章中。在清华求学，季羡林曾经慕名听过冰心的课，被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下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但是旁听陈寅格的“佛经翻译文学”，却得到“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的享受。本来作为旁听生的季羡林和清华名师陈寅恪并没有特别的深交，但就是对这样的泛泛之交的学生，十年以后当陈寅恪收到季羡林的来信和论文时候，竟然愿意亲自写信推荐季羡林到北大任教。这个举动除了说明季羡林的确学有所成，也说明陈寅恪作为一代大师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风范。按道理，季羡林并不是陈寅恪的嫡传弟子（一个旁听生而已），陈寅恪能够在当时向高高在上的北大推荐季羡林，怎么能够不让当时几乎是谋生无门的季羡林感恩戴德啊 。难怪一向不善于应酬和不拜访人的季羡林，要在三年内几次带上陈寅恪很喜欢的外国神父亲手酿制的栅栏红葡萄酒，长途跋涉送到到清华园，拜访陈寅恪。说到陈寅恪，季羡林说：“如果没有人的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 ”“如果没有他（陈寅恪）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
收入《悼念忆》的文章，关于陈寅恪的共有四篇，写于1988年的《纪念陈寅恪先生》、写于1995年的《回忆陈寅恪先生》、  写于2000年的《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写于2002年的《寅恪先生二三事》 。可以看出，季羡林对陈寅恪的记忆和感激，越老越浓。在《寅恪先生二三事》中，季羡林以陈寅恪的书信证明陈寅恪“临财不苟得”，记录在1939年和1945年，陈寅恪先生在极度贫困的时候，坚决不取不该取之钱之事，季羡林眼中的陈寅恪，是“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他认为陈寅恪“是我们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镜。” 写到陈寅恪备课之认真， 不但每次上课必认真准备，每到有新观点，新材料出现，必有增加和注明。陈寅恪给人写信时候说，“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同样是老师的季羡林感慨，有的老师，同样的讲义从前学生听课者如云，但是到今天讲义只字不改，听者却门可罗雀。要害就是“讲义一个字没有改！”季羡林认为，陈寅恪先生在“伟大处是伟大的，在细微末节方面也是伟大的”。
季羡林的回忆录，回忆的不是大师就是名人。朱光潜、曹靖华、王力、梁实秋、沈从文、吴宓、冯友兰……这些都是堪称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师长，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同事。季羡林在回忆这些人物的时候，说真话同时露真情。他写到早年的一个同学章用时候，说章用是一个“怪人”：“有时坐在那里，眼睛愣愣的，半天不动。他根本不谈家常，只有谈到学问，他才有兴趣。”说到章用的“怪”，季羡林说，人不应该像牛羊一样，看上去都差不多，人应该有个性。章用就是季羡林喜欢的有个性的同学。写到朱光潜先生，季羡林说，朱光潜的课“要说里边没有唯心主义成分，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只要是一个有良心、不存心骗人的人，他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正视客观实际的，他的学说总会有合理成分的。”说到梁实秋，季羡林认为，“一个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这当然很好，这说明他进步。一个人不相信，或者暂时不相信，他也完全有自由，这也决非反革命。” 他回忆沈从文吃饭用牙齿把麻绳咬断，非常欣赏沈从文“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说“虽然并不高雅，并不优美。 但是透露个性”，他欣赏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劲头。                                                     
季羡林是大师，但是读他的回忆文字，同样和他推崇的大师一样，一点看不到他的“大师”架子。行文之间经常可以看到他做人的率真。陈寅恪是他的恩师和恩人，他对陈寅恪的感恩戴德，在字里行间常常暴露无遗。他回忆和胡乔木的交往，说到胡乔木没有架子，就非常率真的说：“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他坦言“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他同时也回忆自己不愿意和胡乔木去敦煌参观，是因为自己对那种“扈从如云的盛况，感到厌恶，感到腻味，眼不见为净”。在回忆自己在北大任教时候，季羡林曾经因为自己是“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教授”，被人背后赐“一级”诨名的时候，他感慨自己“绝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季羡林吧。
                            2010年
                 
各为其主，身后凄凉
——读《苍梧将军》
按：2013年国庆期间回家，好友周陆奇送我一本由他主编的《苍梧将军》。内收40位苍梧籍将军事略，其中有一位名叫全无若的少将是我外祖父的亲弟弟。细读书稿，情不自禁留下眼泪，写下此文。
《苍梧将军》收录民国时代苍梧籍的39位少将以上的军人故事，包括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位解放军少将，苍梧近代史上一共出了40位将军。在广西来说，苍梧籍将军特别是民国将军的数量应该在各县的前列。我没有认真考证过苍梧为什么能够一下子出这么多将军的历史，大致分析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然是历史原因。民国时代实际也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民不聊生加上战事纷起，所谓“乱世出英雄”，有战争就总有热血男儿应征参军，或者求一碗饭，或者求出人头地。第二，地理原因。因为民国时代，苍梧县府就在梧州。梧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有“两广咽喉”之称，先后经历各种各样的战事，而由于受新思潮影响，不少稍有积储的家庭都纷纷送儿子到军校读书或者到大学读书，这些人读书时候正逢战事纷起，很多成为了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和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战争的骨干。第三，人缘关系。苍梧因为先后出了一位敢于公开和蒋介石叫板的国民党上将——李济深，和担任过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上将，以及参加过激战台儿庄的莫德宏中将等名将，由这些名将的提携，老乡带老乡，让苍梧大地一时间出现了“将星灿烂”的局面。苍梧的民国将军比较集中在大坡、新地、广平和长洲几个地方，说明了人脉关系对当时官场和军队的影响。
  论及苍梧将军的历史作用，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政权更替，目前恐怕仍然很难以超脱的客观立场对这些历史人物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笔者从几十个将军的有关记载发现，中国近代的各种战事，从军阀混战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从抗日战争到国共战争，不少著名的战事，都有苍梧将军的身影。如李济深上将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担任北伐军作战参谋；1921年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以桂人粤军身份参加过粤军与桂系军阀沈鸿英部的战争；1926年担任北伐攻赣总指挥，收复了江西赣州；李济深因和蒋介石政见多有分歧，曾经被蒋软禁，并多次派人暗杀。李品仙上将则先后参加过护法战争、湘直战争、护宪战争、蒋桂战争，号称“大难不死”以后，先后参加抗日战争的上海保卫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1945年9月24日曾经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身份，代表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日军石川次郎中将呈交投降书。莫德宏中将参加过北伐战争、蒋桂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保卫台儿庄中，差点送命，耳朵被落在身边的炮弹震聋，半个月才恢复听力；在大别山莫德宏的部队击落日本战机，击毙日军第1***司令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冢田攻大将，莫德宏堪称苍梧将军里的一位虎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随枣会战、长沙会战的的苍梧将军还有练卓群中将、郭遇吉少将；郭遇吉少将1945年4月以炮兵营长身份随汤伯恩部队参加湘西会战，此战以国军阵亡7737人代价，毙敌12498人，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败得最惨的一次战役，日本人自己也称“皇军成了中国军队案板上的肥肉”。
  而参加过淞沪抗战的则有全无若少将，周煜南少将，谢鼎新少将，李中兴少将；谢鼎新也是苍梧唯一一位战死在抗战战场上的将军。而在抗战战上身负重伤被老百姓从尸堆中救出一条命来的苍梧军人还有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万全策少将。1939年广西著名的抗战战事昆仑关战役，苍梧参战将军有甘竟生（时任旅长），参战过程中他的部队伤亡过半，可谓血染昆仑关；参加昆仑关战役的苍梧将军还有李尧章少将，李尧章还参加过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著名战役——淮海战役。
上世纪发生在中***地的大小战争林林总总，难以统计，苍梧将军们或各为其主，转战中***江南北，被政客、军阀利用，被时代迷惑乃至大家兵戎相见的现象自然在所难免。但是当外敌入侵，需要军人一致枪口对外、血战沙场的时候，大多数苍梧将军出生入死，放下成见，临危不惧，谱写了作为苍梧男儿充满热血和正气的一页。至于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一些苍梧籍将军，或者因为理念不同和忠于旧时代的秉性血性，一部分人走上了和新生政权决一死战的道路，如甘竟生成为新生政权的罪人終被镇压；莫德宏和解放军战斗到弹尽粮绝被俘，老死战犯监狱；全无若因为拒绝投降选择自我消失不知所终，留下了千古之谜；黎湛修直到1959年仍然指挥了还击大陆炮击金门的炮战；大陆政权更替后李中兴一直在香港为台湾提供情报等……用历史的眼光看，他们的选择，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军人其实有更多使命上的无奈。我觉得这些苍梧将军在苍梧青史已经留名，对他们或毁或誉，历史总会做出比现在更加客观的结论。
  也许因为生于乱世，将军们的结局大多数可以用悲惨凄凉形容。他们之中，长期与蒋介石周旋乃至对抗的李济深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位。李济深在迷茫的战事中，后来选择了和共产党合作，新政后位居中央政府副主席，据说是死于1959年和毛泽东一同到十三陵水库游泳后的一场感冒；而追随李济深的周泽甫、周泽棣虽然后来在新政权中一度担任要职，但周泽棣1957年曾经被划为右  派，1968年甚至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8年才得平反，后担任梧州政协副主席；而同样追随李济深的黎民任少将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毛泽东为黎民任签发了烈士证书；归顺新政权的将军还有李达潮少将，1949年至1959年担任广州市卫生局长；李沛霖少将，解放后1952年病故。
  战死沙场者求仁得仁，归顺新政的各有人生。而一批随解放战争战事结束，先后随国民党政权流落台湾的苍梧将军，大多数也是过着“兔死弓藏”的日子。如李品仙1949年抵台，曾经战功显赫的上将，仅获得蒋介石委任“**战略委员会顾问”闲职，三年后奉命退休，98岁死于台北，有言自叹：“西望故园，不禁兴陆游（但悲不见九州同）之悲。”李品和少将到了台湾，也随着李品仙失势，做了一名建筑工程师；莫仲庆少将在台湾过着一介平民生活。去台湾的还有周煜南、李英俊、黎湛修、李尧章、黄煜轩、郭遇吉、练卓群等。练卓群中将先是流落香港，做了一名屠夫，宰牛卖肉，后回台湾官至国防部高级参谋；郭遇吉官至少将教育长；黄煜轩亲自指挥了金门城防工程的建设……他们在台湾一直服役到退休。而到台湾后根本不获委任任何职务的有少将严海峰、甘杜。严海峰曾经担任玉林县长，甘杜是一名教官，因一度投靠解放军并在梧州军管会工作，被台湾查出这段历史不再任用，最后做了一名教师。
  有一些苍梧籍将军，在内战战事开始以后，不愿意再当旧政权的炮灰，又不知道新政权能不能接纳自己曾经的历史，他们有选择了流落海外，远走高飞：如中将苏民先是辞官回家办学，1950年到了香港办报，后来到马来西亚一间华侨中学做了一名普通教师；少将欧仰羲1949年到了香港一直养猪为业；周景臻1948年辞官去港做了纺织厂的普通职员；黎泰昌流落澳门。也有的将军选择主动放下武器，告老还乡，一度隐姓埋名，过着平民生活：如戴少英少将1949年还乡，经营货栈，曾经被送“5•7”干校改造，1981年病死家乡；李耀武少将1949年投降，回到新地富禄村养鸭；而黎展雄少将1948年就萌生解甲归田之意，不获批准，抑郁而死；李一冰少将先是挂印辞官，后因为帮助解放军渡西江作战有功，新政权成立后到广西商业厅任职，后被打成右派，遣返原籍，1978年得返原单位。
苍梧将军之中之中，也有人英年早逝，更有人去向成谜。陈公宽1931年病死，李举云1946年病亡。而有三位将军去向一直成谜：参加过北伐、担任过广西区第三保安司令的欧治清少将在1949年政权更迭前出走海外，从此和家乡没有任何联系；曾经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叛军战斗的陈卓才少将则早在1927年就因为厌于内战离开了担任教职的黄埔军校，后又离开家乡，到底是出家、死于非命、还是流落海外？不得而知。 +
  在“去向成谜”的将军中，全无若的结局更是富有神秘色彩。据我母亲说，全无若曾经结义陈漫远、张云逸等，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梧州组织学生运动被捕，经历过三次“陪刑场”的死刑威胁，但是始终没有出卖组织。最后是其家人（我外公）用金钱打点，经南京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白崇禧批准与陈漫远一道获得释放。之后陈漫远继续跟随共产党，而全无若则被白崇禧留用做秘书，后来就成为桂系里边一名颇有名气的文人将军。先后担任21集团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跟随第七师参加淞沪会战，以文人带兵奉命阻击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第六师团；1938年徐州会战后，白崇禧举荐全无若担任84军政治部主任，晋少将军衔；1941年全无若受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建议担任省训练团训导处长，1945年至1949年先后任桐城县长和安庆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关于全无若有两个历史之谜一直没有破解。第一，他是不是参加过共产党？家人的说法和现在披露的资料很难印证。我注意到陈漫远的回忆，在他的革命生涯的文字中一直没有关于全无若的表述，原因到底为什么？第二，全无若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从参加过安庆地区战事的一些中共地下党人员回忆，安庆解放时候共产党曾经派人到全无若家中接触，希望他率团举旗起义，但全无若居然不置可否；及至解放军冲进安庆，其同乡的警卫排长冲进专员办公室试图“保卫”专员时，全无若居然一下人间蒸发、悄然失踪。他到底是死在战场了？还是被解放军俘虏了？或者跑到了台湾、流落了海外？一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到全无若的家乡调查。
将军百战死，身后悲名多。也许，由于经历了政权的更替，资料的欠缺，每一个苍梧将军的生与死，荣与辱，乃至他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的人生抉择的心路历程，都已经被历史尘封起来，成了千古之谜。我们今天看到的，只能算是历史的一些雪泥鸿爪。但是透过这些痕迹，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这些在历史上曾经留名的苍梧将军鞠一个躬——尽管我们与他们素未谋面，但毕竟曾经成长在同一块土地。                  2013-12-4于广东顺德、


一个皇朝的死亡说明书

一本几乎出版不了的书，后来居然成为畅销书。但是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对这本书给予差评。
近日读一本书，名字叫《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1918-2000）被称为“以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他主张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这本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由作者译写并交中华书局、1982年始得正式在国内出版的历史书，只有20多万字。但是这本书从2007年1月由北京白帆印务公司印刷第1版起，至今已经第27次印刷，印数58万册。这样一个数字，足可以说明《万历十五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出版颇费周折
但是据说这本1976年完稿的书，最初的出版颇费周折，不但国内不能够出，国外也甚为“难产”。因为从商业角度看，出版商要以广告开路，追求大量行销，迅速回报，而这本书虽然提及宫廷生活，嫔妃恩怨，但是涉及学术，出版商并不看好这本书的阅读性。而从学术角度看，一直以来历史书都比较注重分析解剖，恰恰《万历十五年》只有叙述，很少分析，说历史而不像那些断代史，也不像论文。不伦不类，出版社不愿承印。一直到1979年耶鲁大学答应承印，中华书局所以引进，也是因为1982年中国出版界实在有些青黄不接。
小事展示大事
  而我们现在分析，这本书所以能够畅销，可能恰恰是由于它的“不伦不类”。首先是因为《万历十五年》体例上不像严格的历史书，它记录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一年，是通过几个人物（万历皇帝、太师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在这一年中经历的大事和细小事情，通过对这些有史料记录、而且可以考证的小事的叙述，来展示大事发生的痕迹和轨迹。如万历帝对已经死去的张居正的整肃，起因居然是因为和淑嫔的一句笑话（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和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华岳赐环记》，一句“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引发少年皇帝浑身不爽。摆脱张居正的影子，就成为这个皇帝在这一年做的惊天动地而且影响深远的事情。
明皇朝的死亡说明书
《万历十五年》所以赢得读者，我觉得还因为它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却没有一般历史书的预设立场。很多历史书往往出于政治甚至党派立场的局限，所谓纪录历史不过是向读者传递推销作者的某方面的价值观，让别人站在作者早已经预设的立场上看历史，让人接受作者灌输的已经没有任何预留空间的思考，这样的历史书自然让人读得索然无味。而《万历十五年》无论是对历史的叙述或者评价，作者的立场始终隐藏在客观的叙述中。这就使得每一个人阅读《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历史，总会因不同的阅历、不同的立场、乃至不同的理解水平得到不同的启迪：有人认为《万历十五年》是明皇朝的死亡说明书，有人通过《万历十五年》看到中国和西方拉开差距的历史原因，更有人看到万历皇帝看似无为实际有为的事实……有人甚至认为，正如1000个读者心中有1000个莎士比亚，1000个人读《万历十五年》，也会有1000种启发。
  我觉得，对一个已经能够独立思考的成年人特别是喜欢思考的人来说，恐怕这正是《万历十五年》送给读者最有价值的东西。
                            2016-6-17
教育改革，求仁未必得仁
   
有一个叫郑也夫的教授出了一本书，名叫《吾国教育病理》，这本书曾经在顺德的德胜读书会让与会读者分享，出现了读者抢着发言、先后反复希望发言的情况。
一本书引发的现场的“骚动”，足可以说明这本书在读者心中的反响是何等强烈。对中国的教育，大家要想说的话也许真的太多了。这些年谈起教育的问题，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学生，谁都可以罗列一二三点进行指责。用“千夫所指”形容教育问题恐怕一点都不为过。
即以郑也夫罗列的“教育模式批判”点名的现代教育的标准化为例，大家都几乎异口同声声讨标准化抑制了多样性和创造性。对标准化的存在问题大家都有普遍的共识。如果把教育的问题回归教育，将教育从改变人的能力这个功能进行评价，显然标准化的教材、考试乃至办学模式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试想一下，在咱们这个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一律、甚至思想都恨不得希望统一的体制框架下，谁能够有力量离开这样的大环境把教育“回归”教育？退一步说，即使有某一个地方，能够有勇气突破标准化的模式，把教育问题“回归”教育，但是离开了“标准”，仅仅是教育评价的指标，到底谁说了算？会不会五花八门、各执一词？这些问题，一定会把人搞得焦头烂额。
显然，教育问题不能够就教育谈教育。教育是上层建筑，从来不能够离开体制就教育谈教育，希望将教育问题“回归”教育探讨也经常只能够是一厢情愿。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离开了体制改革的支持，教育改革其实都走不远，或者根本就走不出教育的问题怪圈。
在所有的改革中，可能对教育的改革属于最复杂的改革之一。有良好的愿望，有过人的胆识，甚至有相对科学的设计，也不一定就能够把设计中教育改革一蹴而就。
最近河北有一个县借鉴外地经验，推动“三探三疑”教学改革。据说是希望通过“疑”与“探”的教学环节，促使学生学会主动提出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合作探究问题，养成敢于质疑、善于表达、认真倾听、勇于评价和不断反思的品质习惯。事实是这样的“改革”遭遇一些家长强烈反弹。他们认为这样的“改革”老师讲课不足“偷工减料”，明确希望恢复“满堂灌”、“题海战术”、“考试排名”，甚至有家长联名上书，要求罢免推行改革的教育局长。结果是迫于压力，县委常委会决定终止了这项已经实施了两年的改革，教育局长更是以辞职表达对终止改革的不满。
看来，教育改革不但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教育的改革更需要改革的土壤和改革的气氛。如果条件不成熟，或者得不到受改革影响的当事人的支持和理解，更好的改革也会欲速不达，求仁未必得仁。这可能就是教育改革的艰难所在、诡秘所在。
                      2016年7月21



记忆中的城市

——读南京作家薛冰散文集《漂泊在故乡》
出版社编辑推荐我阅读《漂泊在故乡》。说此书和我的散文集《活在吾乡》有些相似。但是读了知道，人家薛冰的文字写得比《活在吾乡》的文字好。不过相同的是，大家都是通过本身经历，为一个地方留下痕迹，为历史留下印证。所以，我写了这篇可能是有些肤浅的文字。
我读薛冰的新著《漂泊在故乡》曾经望文生义，以为一个老南京也在写人生漂泊感。一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也有漂泊感？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曾经生出“谁人的故乡不在漂泊”的感叹。
  但是读了几个章节以后，我修正了自己的感叹，因为我发现作家的所谓漂泊，不过是行文手法上做了一次“标题党”而已。实际上薛冰是借几十年在南京的不断迁徙，或者居住、或者工作环境的变迁，以这个作为线索，默写曾经居住过、工作过、观察过、甚至思考过的老城市、老街巷、老建筑的一些记忆。这些记忆，有曾经作为城市的地标如夫子庙、明故宫、丁家桥、秦淮河，和一些著名的建筑，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市井小巷、寻常人家、乃至远郊农村，而且几乎每写一个地方，反馈着一个时代——
在下关的热河路，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普通人家的生活，卖水的场面，看戏的情景，防备洪水的措施，甚至做“水之梦”的情景，琐琐碎碎的往事，见证（或者印证）曾经的日子；在石鼓路，我们跟随作者的记忆，看到了一个多进大院的建筑格局，周边民居和商业的各种摆设、格局，居民间的邻里关系，以及曾经的大食堂的生活，大跃进的各种看见，既是回忆小巷的平民生活，也是盘点碗碗碟碟里的历史；在沈举人巷，我们不但看到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街区（公馆区）经历的劫难，还依稀可以听到那个时代（文革）有些荒诞的种种传说，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宁静的地方突然泛起的喧嚣……作者就是这样，用自己居住和工作环境做线索，做站台，观察、纪录人生的足迹的同时，也留下城市变化发展的发现，特别是时代风云在这个城市留下的种种印记。
事实上，因为成长，因为曾经处在不断变革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若干变迁，每一个人都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漂泊。有的人漂泊的范围很大，有人的漂泊的圈子很小。但是能够对一路的变迁一路的漂泊进行观察、进行思考、特别是将观察思考变成文字的人并不多。作家的可贵在于他能够以职业的视角和擅长的得心应手的表达，让这些观察、记忆以及思考没有随着岁月的消逝而烟消云散。像薛冰这样，用文字为一个城市留下记忆，记忆中的城市，有时候甚至会变成记忆中的历史。
当然，记忆中的历史，肯定没有那些史书记述的城市宏观和全面。但是，往往是记忆中的城市、记忆中的历史，比史书记述的城市有更多的细节，有更多的温度，让人感觉印象更加深刻，有时候甚至更加让人感到真实。因为个人的记忆，经常使用的是个人的视角特别是平民的视角，融入的是曾经的经历和体验，甚至，留下了某些个人日常生活的刻骨铭心。我觉得，要了解一座城市，读一读这个城市的历史、地理、文化记述，固然可以，但是要真正体味和感悟一个城市，包括她的温情，她的味道，一定要和这个城市的底层接近，倾听一次来自这个地方寻常百姓人家的叹息和呼吸。而要接近这个阶层，听到这些声音，还真的要借助像薛冰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一些文化人，对城市做特别有心的观察、记忆和表达。
诚然，一座城市的记忆，或者一座记忆中的城市，不同生活际遇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记忆元素，从而留下不同的城市印象。个人的记忆正如个人的际遇，她尽管是城市最真实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替代一个城市的全部历史。这个有点像盲人摸象，他摸到的，肯定是大象的一部分，但绝对不可能是大象的整体。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不能够排除记忆中的城市的文学的甚至史学的价值，因为正是很多人这样那样留下真实的一部分，结合成为一个城市的整体，让一个城市丰满起来、立体起来，让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充满各种各样的遐想。                2019-6-24

丝绸之路：传奇与历史
——读《丝路纪行——西出阳关》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将全世界的驴友都关在家里。我作为“半吊子”驴友，也不得不中断已经准备了一年的“江南春天”采风行，几个月傻傻地呆在家里，靠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打发时光。又因为疫情前刚刚跑了一趟甘肃回来，看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丝路行纪——西出阳关》的“行纪”，觉得可以满足和印证感观尚新的视觉好奇，于是找来粗粗看了一下.
首先想说明一下，我自己不太敢写游记。我不写，是因为我读书不多，跑的地方也不多，没有积累，一直对写游记有一种“写作自卑”。我不写游记，但是不影响我鉴别游记，你的游记写得好不好，我是可以凭自己的阅读感觉做出鉴别的。可能因为这点功夫，出版社给我寄来了小重山（原名王永胜）的这本《丝路行纪——西出阳关》的时候，本来想得空就看一看，如果好，向大家推荐，如果不好，喷上几句。当然，我首先相信，能在师大社出的书，不会太差！
读了几篇，都是我去年十月才去过的地方——兰州、张掖、嘉峪关，包括以前去过的西安、延安、咸阳……感觉写得很不错啊。我猜可能因为作者是甘肃人，他对这些西北地方非常熟悉，或者是他做足了功课，驾轻就熟，行纪把一个地方的环境、人文、历史都涵盖其中了！不只是写景，更侧重纪事，记风俗人情。比如，写西安的街市，写古丝绸之路起点，选点与一般人之游记完全不一样。写骊山，突出写那里的兵马俑，而且是放在战争历史和战场的格局分析兵马俑的格局，还追溯了古时皇帝以活人陪葬的臭事，读起来挺有趣味，也丰富了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写兰州的那几篇，除了介绍景点文化，还介绍了苦水玫瑰，兰州的面食，和划拳文化。地方特产，古今沿革，用行纪去说，容易让人记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识见识，当然是写好游记的基本功。作者笔下的古丝路、河西走廊一带，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华大地地质地貌特别丰富多彩的地方，仅甘肃省就坐拥七处世界文化遗产，雪山冰川、高原牧场、深林峡谷、丹霞雅丹、戈壁沙漠、雄关巍峨、千年胡杨……加上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战争、外交、传奇、传说，写这样一些地方的行纪，没有足够的积累，很容易写成风景说明书。这可能也是我去了三次西北，却不敢写一篇西行游记的原因。说到这里，我还特别佩服作者的语言使用能力，感觉他不是用文字写游记，而是用口语面对面和读者讲见闻、讲故事，东拉西扯而又有些绘声绘色，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不象有些作者写游记喜欢用说明文写，用“百度”资料和景区说明去填充，那样的行纪条理虽然清楚，但缺少了叙述的趣味，没有叙述语言的魅力，千人一面，读起来容易容易感到拖沓、沉闷，难以留下好印象。当然，也有一些篇章，可能因为过分强调文化风俗，强调历史，忘记了带人穿插现场感，感到有些掉进书袋、掉得太多了，过犹不及，过分刻意，可能有些人反而不喜欢。
当然，此书最有价值的是，作者的这些游记行纪，有一个总体策划，出版时间更有一个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时代的背景。没有什么比古代丝绸之路更能激发我们探索世界的欲望。作者耗时一年，亲历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十七座城市：洛阳、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一个一个景点写，一个一个地方讲历史、讲故事，25万字，数十幅高清图片，再现丝路上的城市、文明、民俗与特产，以独特的视角，散文的笔法解读人类史上伟大的商贸通道，印证“世界好、中国才能好”这个主题。各文章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既有历史回放，又有现实镜头，历史典籍和文物建筑相互印证，展示了丝绸古道的对中华民族打通世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价值。在新冠肺炎疫情纷扰世界的今天，读这些行纪，更能体会建设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价值，正如作者说的：世界是通的，唯通方能成久远。
                            202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