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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3 07:43

回眸|昭平记忆

 回眸|昭平记忆

                   覃炜明

   关于昭平,最早的概念来自一辆班车。

我家武界村在梧太公路边。不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哪一天开始,每天都有一辆从梧州开出的班车经过我们村子。班车车头挂着“梧州——昭平”的牌子,我们叫这辆车为“昭平班”。昭平班经过我们村子的时候,时间大约是早上九点钟。同时经过吾乡的还有一辆班车,挂着“梧州——蒙山”的牌子,我们叫“蒙山班”。

那时候虽然经过吾乡的班车,还有“桂林班”甚至“柳州班。两部班车车头的大字,好像用红字、大标宋,显眼,比昭平班蒙山班要大气一些。但是这些班车途中一般不落客,所以记忆中对昭平班和蒙山班印象深很多。

后来,我开始搭班车去梧州拜访亲戚的时候,对昭平班蒙山班更加熟悉了。当然,搭得最多的还是昭平班。从梧州到我的老家武界村,必须要买到岭脚的车票,全程一元三角五分,但是可以到村子下车。记得有一次搭车是在冬天,姨妈把我送到车站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六点三十分开出的昭平班,两个几小时开到我的村子,因为我坐在后排,事先没有和司机讲清楚,到村子时候开始叫司机停车,这个时候司机已经在加油冲前边的小山坡了,结果班车到山顶才停下来。满头白发的司机有点埋怨:要下车,早点打招呼啊!语气是友好的,但是我还是很惭愧,不知道说了多少声“多谢”,才把两大袋面条腐竹,拖到地上。看着远去的班车,尾巴扬起一阵泥尘,我当时想,昭平离我的老家,有多远呢?什么时候能够到昭平看看?

事实上,尽管我后来无数次坐昭平班车来回于梧州,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过昭平。因为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有时候去梧州,昭平的班车客满了,在村子还不会停车呢!更因为昭平是一个县,山区县,而且昭平远离中心城市,我们也不属于昭平管辖,没有什么理由,自然不会去那里。所以,说起昭平,我一直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朋友。

及至一九八一年,我在八步师范进修,才认识一个地地道道的昭平同学,姓黄,名鸣凤。那时候我学的是化学,但是也我私下也进修中文,所以中午时间基本都在教室,自己阅读翻译大学古文文选。黄同学开始时候几乎天天中午也在教室忙活。后来我们聊天,不知道聊到了什么话题,第二天我发现她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午的教室了。这个同学是我接触的第一个昭平人,个子不高,说话的声音和她的名字(鸣凤)一样。后来进修结束,我们各奔西东,再没有联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梧州生活,有一个早上,突然发现桂江的河水全部变了颜色了,据说是昭平一家纸厂的污水排到了桂江里。那时候整个梧州市的自来水源都取自桂江,这个环境污染事件弄得梧州和梧州地区都非常紧张。后来怎么处理,我不怎么清楚,但因为这样的事,我一直觉得,昭平于我,就是“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一个你可以不去、但是不能够不关注的地方^

    可能因为有这样一点昭平情结吧, 一九九六年,我在梧州有线电视台担任副台长,管新闻部。为了拓展新闻节目的内涵,特别为了避免和梧州电视台新闻报道太多的同质化,我在有线电视新闻试图开办了一个叫“桂东风物”的专栏,专门拍摄报道梧州周边的景点。第一期节目,我们就来到昭平。严格说,是经昭平去拍摄昭平属下的黄姚风光。

    那时候黄姚风光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是从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得到线索,便叫同事和昭平县广播电视局联系。那时候昭平县属于梧州地区管辖(现在仍然是贺州市管辖),但是梧州城市电视对周边县市还是有影响的。昭平县可能看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对我们从都市来到县里拍摄黄姚给予大力支持。我们从梧州开过来的是面包车,到了昭平以后,广电局的局长(可惜忘记了他姓什么)做了评估,说去黄姚的路非常难在,我们的采访车恐怕无法开到黄姚。于是他调动了县里的关系,弄来了两辆越野三菱,局长亲自带路,翻山越岭,和我们一起前往黄姚。路上果然弯弯曲曲,汽车爬一座海拔不算低的山头,在山梁上等另外一辆车的时候,下车解手,山风习习,记得七十公里,大约跑了两个多小时,才到黄姚。

那时候的黄姚,还是一个破烂的村子。老房子和一些新建的土坯房,穿插在一起。一些房屋上边的牌匾,斜斜的吊挂着,污迹斑斑。村道上尽是猪粪牛粪,苍蝇纷飞。旁边的房子,探头出来的男人女人,好奇的看我们的摄像枪。我带去的摄像的同事,面对这样的景致,有点提不起摄像的兴致。他平时摄像,喜欢使用摇、推、拉镜头,到了这里,一摇出来,就是一个参差不齐、破破烂烂的村子。我发现这个情况后,建议他尽量不要使用推、拉、摇的拍法,要用照相的方法,选好最好看的画面,一幅一幅拍摄。我这个建议出来,同事果然拍得兴高采烈。镜头下的黄姚,是如此漂亮。“大家看了电视,再来看现场,会不会认为我们骗了他呢?”同事笑笑哈哈地说。

那一次拍黄姚,大家看到了被我们删减了凌乱的漂亮。而实际上,我那时候对黄姚更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就是村里傻子和畸形的人特别多——或者跛足、或者歪嘴、或者龅牙……我们当然没有拍这些负面的东西,但是我私下里思考:出现这样的现象,会不会因为这里居民近亲结婚多?因为看当时的旧房子,旧街道,完全可以想象黄姚曾经的规模,曾经的鼎盛,曾经的优越!以曾经鼎盛一时的情况,我估计,大多数黄姚的居民以前都不会愿意找村子以外的居民联姻。可能因为有这样的观念,近亲结婚,他们的后代就留下了这样那样的模样。当然,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发现”可能是我的主观猜测,因为我也找不到什么数据佐证,而且在我后来几次再去黄姚的时候,我这个印象已经消失。是不是那些长相不好的人,已经老了,或者已经迁居到景区以外了呢?

那次拍黄姚,得到昭平广电局和黄姚本地人的大力支持。回来的时候,广电局的局长给了我们一大袋(共几十小包)的黄姚豆豉。他说:黄姚豆豉,不用煮,放开水泡一下,就可以做菜!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豆豉,开包闻香,食欲大振。黄姚采访以后,特别吃完了那些黄姚豆豉以后,我煮菜一直喜欢加一些豆豉,形成了爱好。可惜这些年,再没有买到黄姚豆豉,也没有吃过那样原汁原味的黄姚豆豉了。

几年前开车去桂林,经过贺州,朋友说想去黄姚,就转到黄姚。发现进入黄姚要收门票了,每人100元。我当时有记者证,不用收钱,进去转一圈,发现黄姚很漂亮了,到处是民宿,商店,小吃,熙熙攘攘。可是,找不到当年的那个四边晒有簸箕豆豉的水井了。买了几包黄姚豆豉,开包,已经找不到当年那一种亲切得让人陶醉的味道了。

去年,我在公众号推送《活在吾乡》的文字,上边留下了联系方式,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昭平读者的来电,要求购书,并告诉我他在昭平某单位工作,说很喜欢我写的地方记忆,希望我有机会去昭平,和他喝酒,顺便写一篇昭平……我真的心动了,就先写这几个回忆的文字,权作问路的那一块石头吧?                         

 

                                   2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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