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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7 10:32

忆苍梧|再望新地

 忆苍梧|再望新地

                      覃炜明

   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一望再望,一定是这个地方和我渊源很深。新地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一直把新地当做我的第二故乡。因为我早年离开家乡,第一个落脚点就是新地(当时叫新地公社),从19754月到19783月,我在新地公社的罗寨水库度过了差不多三年时间;第二,新地镇是我人生出现转折的地方,一个在老家已经被人打入了另册的小青年,在罗寨水库居然被忘年交俞述璧提携,由抓锄头的民工变成抓笔杆子的民工,让我在后来的高考中破壁而出,实现人生的“咸鱼翻生”。正因为在人生转折时候生活工作在新地公社,这里留下了我太多需要一讲再讲的人事,——当然,曾经专门叙述过的往事,我会简单处理,以免给人唠唠叨叨的祥林嫂感觉。

    说到新地镇,则最熟悉莫过于那一条207国道,连同串联在207国道沿线那些村子——1975年春天,我就沿着这一条国道,从县城龙圩出发,踏着满地桐油花瓣,步行到位于新地公社都眼村的罗寨水库,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我们经过的村子按顺序为大恩(属于林水公社)、题甫、洞心、古令、新地、龙窝、都梅、新铺……然后转入左边小路,转弯抹角来到了罗寨水库所在地都眼村。以后我们进出县城,都沿这一条国道,经过这些耳熟能详的村子。只不过,我们后来进出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是骑了自行车,而且经常车尾架上搭有一个工友,或者同性或者异性,反正坐班车的机会则是少之又少。

我现在都记不清,那时候怎么能够找到这么多的单车?只记得在四落村大塘肚居住的时候,我们经常找到一位练姓(我们叫他老练)的复退军人,借他的自行车,或者去新地,或者出龙圩。老练在部队刚刚回来,据说原来是一位连长,军人还是比较干脆,我们去借他的单车,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失望。后来听说他去了公社当了民政专干,此后一直没有见面。又本文推送以后,得到消息,老练已经于今年清明节后去世,惋惜。

另一位经常借我单车的人叫叶柱生。叶柱生是公社的电影队的放映员,因为也会画电影海报,我们因为画画,而成为朋友,经常到他的卧室看他画的电影海报,甚至借他的颜料和画笔。当然,借得最多的还是他的自行车。他的自行车是公家的,我们借他的自行车去过岑溪的太平、甚至更远的糯洞,也去过藤县的琅南圩。那时候的公路,207国道新地一带已经有柏油路,但是岑溪地界和藤县地界都是泥沙路,骑单车摔倒是常事。有时候把单车弄坏了,推回去给叶柱生,他好像也不怎么生气,默默地修理,修好了,对我笑一笑。下一次再借,也不会推却,除非是当晚要去村里放映。因为借单车借得多了,我和叶柱生也成为朋友,曾经去过他都梅的屋子,记得有老人,房子也是有些家徒四壁。可惜离开新地以后,一直没有和叶柱生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应该也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吧?(本文推送后接到叶柱生儿子发来联系,知道柱生也于2013年病故了,英年早逝,惋惜不已。)

给我借过自行车的,好像还有另一个“树生”。这个树生姓赵,是工地的公安特派员,负责工地的案件处理。老赵好像经常不在指挥部(他的老家好像在洞心,房子就在公路边),而且他的单车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借的次数好像不是很多。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指挥部在集中学习,由我负责读当天的报纸,学习的场地就是我们居住的油毛毡房。老赵的床前,坐着一个炊事班的姑娘(名字记不清了),她大约听得无聊,居然把老赵床头的一副手铐拿下来玩,玩着玩着,试图把手铐拷在自己的手上——咔嚓一声,那个姑娘的手突然被手铐铐住了。老赵脸色大变,他告诉我们,他根本没有手铐的钥匙。这个时候,那个姑娘看着老赵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样子,哇的一声,立即哭了起来。负责后勤的老莫(后勤部长莫恃杏,他原来在地区公安处)安慰姑娘:不要哭,不要哭。他告诉老赵,用铁丝试试,很多手铐是可以这样打开的。老赵拿来铁丝,左戳右戳,手铐居然咔的一声打开了,姑娘破涕为笑,大家也啊啊大笑。

在新地骑单车,也出过一次撞人事故。有一次我和一个工友骑单车从新地回罗寨,走到都梅的一个斜坡,骑车的工友(聂永强)可能是体力不支,车头碰到了一位农民,他倒在地上,做出非常痛苦的样子。我们虽然感觉这样把他碰到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还是把他带到卫生室做了一次检查。人生地不熟,就在我们估计会被当地老农民和卫生室医生联手敲我们一次竹杠的时候,那个医生把我们拉到一边,说:老人没有事的,你们可以走了,我负责做他的工作。这个都梅医生让我们这两个初出茅庐的小年轻,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新地差不多三年,骑单车出行,有时候也是险象环生。特别是晚上,遭遇与大货车会车的时候,大货车的车灯总是直射,而公路非常狭窄,有时候凭感觉前行,车过后,发现自己差一点就要掉进路边的水渠,经常惊出一身冷汗。而就在19783月,我离开新地矩村渡槽工地,去苍梧师范读书的时候,指挥部的老俞(俞老)也奉命调苍梧县农机校,担任校长。我们一起搭工地派出的拖拉机,前往县城报到。拖拉机开出新地街,途中老俞遇见他在娘子军团做民工的女儿俞慧,便停下拖拉机,叫女儿过来交代几句。就在俞慧离开我们拖拉机,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一辆卡车从我们车边呼啸而过,把仍然在路中间的俞慧一下子扫到了车底,而货车也立即翻下了田里。我们发现生死未卜的俞慧,躺在草堆面上,我听到老俞几乎是绝望的叫了一声,他抱起女儿,我们紧急叫停了一辆路过的客车,把俞慧抬到客车上,往新地公社卫生院急救……

俞慧大难不死,以后我虽然一直没有见个俞老的这位千金,但是她当时历险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现在,我和俞老成了忘年交。他说,他在42岁时候认识我,到他来顺德为我的小书发行站台推介的时候,时间又刚刚过去42年。一场相知、相识,又以这样且惊且险的经历离开新地,我怎么会对新地这个地方不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呢?

其实,关于新地的记忆,还有几个不得不纪录一下的新地人。一个叫莫生,他是新地街上的人,又是渠道指挥部的财务。莫生虽然是财务,但是他的字写得特别好,“娘子军渡槽”五个大字,就是他用魏体写成的,经放大再刻画到渡槽上。又因为莫生的夫人也是人和人,所以他和我好像有一种老乡的情谊。一起走路的时候,他总是特别留意我的后脚跟,说是我后脚跟比较饱满,“不像男人的后脚跟。”平时他喜欢用欣赏的目光注视我。后来他的儿子考上了一间有名高校,请客的时候,他还不忘记特别请我这个来自娘家的朋友到龙圩庆贺。

新地镇还有一个比较“铁”的好朋友,他就是曾经担任梧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曾子云。其实认识曾子云并不是在新地,而是我的老家岭脚。大约1982年,我在岭脚中学教书,在龙圩照相馆做摄影师傅的曾子云来学校拍学生毕业照,交谈中他知道我是小说《老侄嫩叔》的作者,马上说要到我家看看我家“风水”。我在新地呆过,现在这个新地人又到我的家乡,到过彼此的家乡,我们自然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后来我结婚,结婚照就是曾子云拍的。他当时手伤了,他的手指扎着绑带,带伤为我的照片上色,令我难忘。1986年我调到龙圩中学,曾子云也调到了县工会,我们一起谋划了工会的写作培训班,由我和县文化馆的梁昭老师授课。曾子云在工会期间办了《苍梧工人报》,经常向我和梁昭约稿。有一年苍梧文联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文协)换届,我被选为主席,曾子云做副主席。后来我先调到梧州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叫我推荐电教科专干,我推荐了曾子云。经过严密考察,他也成功调到了市委组织部电教科,我们做了楼上楼下的同事。多少年,我们一起做电教片,一起下乡采写报告文学,一起喝酒,一起说笑话。有一年,曾子云的儿子阿灿考上北京大学,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要他交流教育孩子经验,有朋友开玩笑,说曾子云育儿的成功,在于播种的成功。这个朋友说,我们夫妻行房,都是黑灯瞎火,人家曾子云行房,开着照相馆的镁光灯,白灿灿的一直照着床头,“这样孕育出来的孩子,怎么能够不聪明?!”大家哈哈大笑,有人笑得酒饭一起喷出来。

曾子云可以说是“新地通”,“龙圩通”,他在县饮食公司做过工人,知道龙圩、新地一带不少名人的掌故。我对新地历史和名人的了解,大多数来自曾子云的口述。曾子云以这些掌故传说写过一些小说(我记得的有《竹蛹》《印章》《头炮》《码王》《符咒》等),并出版过小说集。他的小小说在广西小小说界有一定地位,广西小小说界的“四大天王”都是他的朋友。他写机关生活的小小说《茶渣》(先在《羊城晚报》发表,后收入《小小说选刊》)写出了机关百态,我曾经把其形容为小小说版的新官场现形记。

我在梧州期间,一度曾经被几个单位试图提拔,甚至一度传言我要回苍梧县做什么什么官,我知道这些真真假假的传言,可能都是曾子云作为朋友的希望。事实是,他曾经把我的情况反馈给当时管人事的领导,希望领导出面提携我。只是因为我对官场“通了九窍”(可惜一窍不通),而且多多少少也有点志不在官场,所以很多计划都落空了。后来我能够非常顺利的离开梧州,都是曾子云从中疏通了人事部门,让我终于一夜之间变成了向东流去的“一江春水”。

其实,曾子云之弟弟曾子杰也曾经是我的画友,我们曾经一起师从胡蔚泛先生学画。曾子杰后来考上广西师大艺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可惜此后我们一直没有再见面。而曾子云的另一个弟弟(老三)是苍梧有名的歌手,在苍梧红极一时。我曾经戏称曾氏几个兄弟可以组成“苍梧文联之家”。而曾子云的夫人小荣则是我的同宗,我和子云兄可谓亲上加亲。

到广东以后,几次回去,曾经和曾子云再度下乡,苍梧、藤县各乡镇,发现这个已经担任市委组织部的副处级组织员的老朋友,所到之处,如鱼得水,中午到晚上,喝酒喝得天昏地黑。曾子云早我一年在市委政研室以正处任上退休,因为其子在上海工作,经常居上海,我回去梧州,已经不见老朋友久矣!

还有一个朋友,也是新地镇的名流,他就是原龙圩中学的校长李向成。李是新地名人李品仙的嫡亲侄孙(还是侄子?记不清楚了),我在龙圩中学教书时候,我担任文科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李则是数学老师兼副校长,经常上完晚自修李就到我的办公室里,谈天说地。说李品仙在安徽的传说,交流对时事的一些看法。我当时在龙圩中学有一句“名言”——“出生入死”,大约就是李向成把我们的谈话观点“传递”出去的。我的意思是,当时有能力的老师,离开了学校,大多数都活得比较好,甚至升了官,此为“出生”;而进入了教师这个行业,更有抱负的人,可能到头来只会碌碌无为,老死三尺讲台,此为“入死”。我这个观点,曾经引发不少龙圩中学的教师改行,一段时间,苍梧县不少机关的干部乃至领导,都是从龙圩中学跳出去的,有人后来做到了厅级处级,说起教书岁月,仍然会记得这个著名(实际不一定正确)“观点”的出处。

在老苍梧县,新地镇其实是名人辈出、星光灿烂的地方。国民党的上将李品仙,中将莫德宏和多个少将都是新地人。李品仙主政安徽期间,据说只要有广西人求职,他都尽量安排,故传民国期间安徽省的保长、甲长都是广西人。而莫德宏则为抗战时期一名虎将,有趣的是,据说,在新地莫氏的祖屋(近新地镇政府大院)周边,一度住着的都是穷人。有一种说法是,所有的风水都被他一人独占了。

我一直相信,做官、出人头地真是讲风水的。因为这些年,新地也出过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在自治区的重要部门,在梧州市的一些单位,都有新地人做官的例子——厅级、处级,比比皆是。我在梧州时候,为官名声不错的苍梧县长李清文也是地地道道的新地人。当然,时过境迁矣,有人做官,未必就是地方骄傲,就我这样一个曾经逗留新地数年的过客来说,我更愿意记住那些给过我温暖、帮助的平凡人家,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都能够岁月静好、身体健康!

                      20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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