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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8 22:15

散文: |岭脚的圩场

 |岭脚的圩场

               覃炜明

 

   有一位身在广州、老家在岭脚一个叫“车堂珠”的地方的学生,看到我写岭脚镇的文章,发来一张现时岭脚镇的夜景——照片上的岭脚镇,灯火掩映在安平河上,夜色中的楼宇美丽若仙境。我在朋友圈晒出这张照片的时候,写上了“不是他乡,胜似他乡”的字眼,一个朋友则留言:这是别人的岭脚,你的岭脚在你的记忆里。

真是知我者,朋友也,一语就道破了我的心事。也让我生出要纪录一下记忆里的岭脚圩场的想法。

我在《岭脚,老照片后边的那些往事》虽然写了岭脚的旧街的格局,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到那个旧街逛过那怕是一次。我有记忆的时候,岭脚的新圩场其实已经向现在的位置迁移。当时的新圩场,路口还是现在的路口,一条泥路从梧太公路(梧州——藤县太平,1958年开通)一边伸出,凹凹凸凸向半斜的山坡上延伸。最早的供销社的商店,其实就在这个路口的右边,进入路口即有一个青砖砌起来的阶级,上边有几间青砖的房子,尽头,就是通往岭脚粮管所的石子路。实际上,进入新圩场的路,和公路进入粮管所的路,弯弯曲曲并行着,供销社的房子中间的街道,就像一条连接两条道路的通道。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在这里买东西的记忆。但是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和哥哥、还有堂姐的儿子——石火(祖强)一起,背了一些自己自留地种出来的甘蔗,到圩场卖;卖完以后,我们兄弟坐在公路边的木米(准备做枕木的松木)上,等石火回来。突然发现他从粮所的路口飞一般跑下来,一边跑一边高呼:“买到了,买到了!跑近了,我们发现他所谓“买到了”,是买了一把小刀。大约因为太高兴,他居然打开了刀尖,手举着小刀,跑步冲下来。我们当时紧张得很,因为任何人这个时候撞上他,一定会被他的小刀刺伤。

新圩场留下的另一个记忆,也是在进圩场道路的入口处。曾经在某一个圩期,路边摆有一些糖果摊,我因为无钱购买,只好站在摊边发呆,居然就有一个摊档的主人,塞给我一个糖果,说:给你吃一颗聪明糖!我充满感激,接了过来,剥开就吃。可能因为为了证明我的好运,我居然还保留了那一张透明的糖果纸,回家以后,煞有介事的告诉母亲,说有人给我吃了糖果,并拿出了糖果纸为证。想不到母亲一巴掌就打到了我的手上,说我随便吃别人的东西,早晚被人骗去“喂参”!母亲说过,很多穷人的孩子,因为贪吃别人的东西,被人骗去,卖给在海边钓海参的人,“他们把小孩子的下半身泡在水里,等海参爬在你的脚上,大腿上,肚子上吸血,然后突然把你捞起来,剥下贪吃的海参,再把小孩子泡到水中……”母亲这样一说,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以后再不敢随便吃陌生人提供的任何东西。

我记忆中,自己买过东西的房子,还是现在那些曾经作为供销社商店的房子。至于这些店铺,什么时候取代了公路边要登上青砖阶级的那些店铺?我也不知道。只记得那时候,从公路到供销社,一路上并没有几间房子。路口的左边,有一家杂货店,老板姓杜,大家公开叫他老杜。但是老杜的脸,莫名其妙的有一大片黑灰色,像画上去的碳火,大家私下又叫他“老涂猫”。从老杜的杂货店往上走,有两间理发店,一家叫贤记,一家叫和记,都是泥砖砌起来的二层楼房。两间店,实际上是兄弟店,贤记主人陈秀京,为兄;和记主人陈秀和,为弟。和记生意好像比贤记好一些,因为店里有一把纸皮做的“风扇”,挂在店铺的梁上,由专人拉着滑轮(一个缝纫机使用的线芯)。啪啪啪的扇出一阵一阵的凉风。一段时期,和记理发店门口还摆有一些瓜果蔬菜,甚至白酒,和记一边理发一边兼顾卖菜卖酒。后来这里卖酒的人变成了一个有些姿色的女子,期间甚至有一些传闻,未经证实,不便纪录。

在两家理发店的中间,70年代大队还建了一排三间泥砖房子,曾经是大队的孵化小鸡小鸭的蛋房(后来改为卫生室),蛋房一边有一家车缝店,店主叫李一新,大家叫他“罗一”。罗一带一副眼镜,显得有些高深莫测。不过,可能因为罗一知道我家也有缝纫机,他对我很友善。我高考入学以后,第三年他的儿子也考上军校,我曾经和罗一兴致勃勃的谈他的儿子的情况。后来其子到广州军区,曾经出面,想调我到广州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的学校,因为当时我已经调政府机关,志不在学校,才没有成行。

理发铺一路上去,当时再没有房子,路边有几个屎坑,夏天散发着浓郁的大粪味,一边还有龙眼树,竹子之类。道路凹凹凸凸,积水一滩滩,一直到进入廊坡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边,开始有一间孤零零的邮电所(后来罗一的裁缝店,也旁着这间邮电所;邮电所另一边,也出现了一间理发店,师傅姓名不详)。1982年我在岭脚中学做老师时候,这间邮电所曾经是我的每天落脚点。那时候我不但订阅了不少报纸杂志,而且开始写小说散文,向外投稿,几乎每天等不到邮差把报纸送到学校,我就会从“狗屎忽”(岭脚中学所在地叫“狗屎忽”)跑到邮电所,拿当天学校的报纸,而且看看我是不是有退稿信和稿费单。有时候邮件刚刚从人和邮电所送过来,我就帮忙邮差一起打开邮袋,分拣报纸信件。我的第一篇发表在《广西文学》的小说《老侄嫩叔》就是在这里寄出,又在这里领到稿费的。记得当时兑付120元稿费(那时候我们月工资才40多元)的时候,邮递员(记不清名字了,好像叫阿超)蓬的一声把邮戳印下去,突然望着我,呆呆的笑,笑得得合不拢嘴,说:“覃老师,人家上课三个月,不如你写一篇小说。”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出邮电所,上去就是记忆中供销社的商店了。左边三间铺,第一间卖酱油、咸鱼、榄角、砂糖、黄糖之类,都是缸缸盆盆砵砵,走近门口,就闻到夹杂的酱香味咸鱼味,从店里飘出来。这个店的店主叫“啊呦”(哎呦大概是外号,因为他讲话喜欢带尾音哎呦哎呦的),头大、脖子短,喜欢穿一件白色文化衣,和所有商人一样,对人亲善。要买东西,大多数时候,看到啊呦笑啊啊的,拿起纸角往里装你需要的东西,或者是白糖黄糖粉,或者是榄角、面豉酱。装得差不多了,拿起杆秤过称。如果还不够称,就用一个铲子在榄角上、黄糖上再铲一些。多了,就拉起纸角往下倒一点,再称……如是者几次,终于称好了,啊呦就把纸角立起来,熟练地抖一抖,然后把两边的纸往中间一折,折好了,再用咸水草(做席子的草)绕着纸角包一个交叉的十字,东西就可以拿出门了。毫无疑问,我肯定在这里买过咸鱼、买过榄角、买过黄糖白糖之类,但是都没有记忆了。倒是买过一些核桃,让我记忆犹新。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核桃好不好吃,而价钱也很贵(好像8毛钱一斤),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自己摘松鸡子得来的钱,在这里买了三斤核桃;那是第一次吃核桃,回家母亲说我买对了,因为吃核桃补脑。

第二间店铺是日用品店,一边卖布匹,花花绿绿;一边卖毛巾、卖牙膏、卖文化衣、卖搪瓷碟子、星铁桶之类。走近这间店,一种特别亲切的新布料和新的针织品的味道弥漫期间。我也具体记不清在这里买过什么,倒是记得在这里,由屋地村的老乡覃定仙(他是我同宗族的侄子)把他为我特别留下来的两块建国牌肥皂,用报纸包着偷偷塞给我,并用眼睛示意我,赶快离开!那时候供销社的肥皂,凭票供应,因为我的不够用,所以向老乡求助。可怜这个情景,已经是我开始做老师的1979年的下半年了。

第三家商店是农药化肥农具店,经过门口就有重重的氨水味,一般不购物很少到这个店里,所以这个店人气不多,而我们村子的复退军人覃定元,就在这个店里卖化肥。

这三间店的对面,也就是街道的另一边,好像也有三间店。第一间是饭店,可以吃河粉,但是那时候吃河粉也要粮票,我记得自己很少光顾这个饭店。倒是饭店旁边的药材店,我是这里的常客。因为母亲生病,我经常拿着药方要到药店拾药。因为去得多,甚至清清楚楚记得店员李世红的样子——斯斯文文,像过教书的先生,中山装(或者国防装)衣服的领口一般也是扣得紧紧的。李世红捡药的时候,话不多,扒拉扒拉的在算盘上算出了多少钱,写在药方上,然后盯着药方,拉开一个一个装草药的抽屉,用手抓一把草药,用厘等称称一下——经常是,分量刚刚好,然后把草药倒到玻璃柜上边摊开的草纸上(装药一般不用报纸),十几种中草药,一一装齐了,李世红就熟练地把草纸折起来,药包得四四方方,上边压住药方单子,然后用水草纸在药包上扎一个“十”字,拎起来,轻轻转一下,扎实,然后付钱,药包就可以拿走了。有时候,李世红看到药方上,有些药品没有,就建议我换什么什么药,我也不知道,就照他说的做。回家了,和二叔说是李世红叫换的药,二叔当然也没有说什么。我一直觉得,李世红对我特别和气,后来二叔告诉我,他自己本来姓李,和李世红是本家。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记得李世红的那一双好像特别关心人的目光。

这一排的第三间房子,好像一直没有卖东西,曾经是供销社职工的活动的地方,我曾经在这里为职工上过文化课。其实,我发现那些职工根本就看不起做老师的,所以大约上过几个晚上,我也就推说自己晚上回家不方便,不再上课了。

那时候供销社的两排六间店铺,似乎都有一个阁楼,外边看全部是木板(饭店的是格子窗),里边是有木梯可以上去的,大约是装一些货品。十几年前供销社的这些店铺拍卖,有朋友拍得了一间,现在这些店铺属于谁人?我不知道。

比较早的岭脚的圩场,大致的格局就是这个样子。至于圩场的周边,现在镇政府的地方,那时候只有一间独立的青砖小屋子,好像是农科所的物业,当年岭脚中学没有宿舍,同事刘品超好像曾经住在那个房子。而圩场的另一边,从公路的另一条道路进入,则是岭脚粮管所的场地。粮管所是农民卖公购粮的地方,我曾经在回乡劳动的那几年,每年都要去粮管所交公粮、卖购粮。每到夏粮入库季节,这里人山人海,交公粮、卖购粮的农民,挑着谷子,或者推着木板车,板车上装满装谷子的麻袋,在粮所门前排队,等待粮食入库。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公路上。粮管所的职员,耳朵两边经常夹着两支甚至三四支农民送过来的香烟,在各人送来的粮谷面前做检查——或者捏几粒谷子,放到嘴里,轻轻咬一口;或者用铁筒,插进装有粮谷的麻袋,从中间将一把谷子抽出来,倒到地上,用鞋子踩一下,看踩出来的米比较完整,点点头,意味着可以,就可以高高兴兴过称入库;如果职员突然把眉头皱起来,那一定是粮谷不合格,不是要翻晒,就是要再过一次筛子。卖公购粮的时间,往往在争秋夺暑的八九月,特别炎热,经常汗流浃背。后来做老师,每月也曾经到粮管所,用粮票买国家平价的大米。可惜我已经记不清一个粮管所的职工的名字。

说到圩场,还有一个地方不能够不做纪录,这个地方就是供销社的食品站。食品站在公路的另一边,位置远离圩场。小时候曾经半夜三更(经常是两三点钟)经常到这里排队,买猪肉。每一次走近食品公司,可以闻到食品公司大门外的肉台,散发着熟悉甚至当时感到是亲切的、猪肉猪油夹杂肉台板的那种味道。因为邻居覃定森(也是复员军人,本家侄子)在食品公司做职工,1982年家里建房子,请人帮工,连续七八天都要情人吃饭,开支不小,叫定森每天帮留一副猪大肠和猪粉肠,加一盘猪血。那时候食品站通过内部关系卖出来的猪血,好像每盘只卖5毛钱。也就是因为有定森的帮忙,让我修建房子的时候,省了不少请人吃饭的开支。虽然现在房子已经将近破烂,但是定森的那一份情谊,还是让我记在了心里。

离开家乡日久,回去也很少有机会再详细逛逛岭脚的圩场了。只记得现在街道两边房屋已经密密麻麻,原来圩场周边的菜地,也已经变成了居民的住宅楼,新街道。早些年岭脚镇开发的时候,曾经有人建议我回去买一块圩场上的地,建一个小楼养老,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正如朋友所言,我的岭脚,实际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苍凉、还是温暖。

                                   201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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