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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8 23:18

记者生涯,那些不能逝去的记忆

     

     

记者生涯:那些不能消逝的记忆

        覃炜明

大约在五年前的记者节,我写过一篇文字,叫《阴差阳错做记者》,回忆自己一不小心当上记者的经过。今天又遇记者节,我的记者生涯已经圆满划上了句号。

可能是受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呼唤,昨天晚上,突然想把做记者这些年采访过的人物照片在公众号晒一下。鼓捣到半夜2点钟,发现只晒这些照片还不过瘾,应该把自己记者生涯的一些体会也写出来。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题目。毫无疑问,这些文字是准备配发一些照片的。

我以前就说过,做记者不是我的本意。在我的职业规划中,我想过做供销社的售货员,想过做站交通岗的交通警察,甚至想过做一名职业作家。但是,这些梦想都没有实现。我先是扶犁耙、做农民,后来站讲台、做老师,再后来入机关、坐办公室,做公务员。一九九三年,估计是顶头上司突然心血来潮,也可能他另有个人目的(比如腾出位置安排他的亲信),他让我去了梧州电视台,做电视记者。以后的我,虽然也变换了几个单位,但是一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挂牌”发证的记者。

虽然,我做记者,属于“阴差阳错”,而且记者生涯基本固化了我职业的模式——发不了财,晋升不了,也没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但是我还是基本认可并愿意接受命运对我的安排。二十多年来,因为职业缘故,我在政府机构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之间游走,见过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也认识了不少企业界、知识界、和社会各层面的人士。如果说我的记者生涯有什么收获,能够广泛接触社会,恐怕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收获。特别是和一些有思想的政治家、企业家、理论家接触,经常让我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满足。现在趁自己离记者职业还不是太远的时候,再来一次趁热打铁,回顾一下记者职业生涯的那些不能够消失的记忆,也算对那个日渐远离的江湖表达一份致敬吧。

 

         采访过的最大的政治人物是朱

 

一个记者,可能最能够引以为自豪的,就是采访过那些重要的人物。我的记者生涯,其实采访的重要人物并不是很多。采访朱基实际也属于一个偶然。

一九九四年发生梧州特大洪水,国务院代总理朱基来梧州视察灾情。当时我们电视台报上去采访朱基的并不是我,而是另外两位资深记者。但是因为这两位记者在审查资格时候没有获得通过,电视台便安排了我(当时是新闻部主任、中共党员)和新闻部副主任崔佐钧(今广西日报社社长)领命随访。我当时刚刚到电视台工作不久,实际上没有多少采访经验。但是崔佐钧却是采访的老手。根据采访的经验,他知道国家领导人的视察,行程匆忙,一定要有预案,才能拍到领导的精彩镜头。我们通过保卫部门得到了领导视察的路线,提前一天到视察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估计好领导会看哪些场面,想好我们的摄像机在哪些位置拍摄。

第二天,朱基视察梧州日用化工厂,果然按照原先的线路,一路匆匆而行。因为有预先的准备,他走到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占据了最有利于拍摄的机位。但是采访过程还是出现了一点意外。在朱基察察看工厂的一张图纸的时候,作为文字记者的我虽然可以和梧州其他领导一起围上去,听朱基说什么,但是当摄像的崔佐钧将摄像机举起来,要俯拍朱基的时候,安保人员用手顶住了崔佐钧的肋骨部位,他要崔佐钧把摄像机“马上放下来”!采访和安保的冲突,虽然让崔佐钧过后说起这个经历有些愤愤不平,但是我们这一次还是拍出了比较满意的镜头。特别是朱基在接见梧州地市领导的时候,安保人员特别开恩,检查了我们的摄像机以后,允许我们对现场全程录像。

这次采访,广西电视台也派出了采访记者,晚上广西电视台播出了他们采访的新闻。我们除了播发新闻,还特别做了一个专题,题目叫做《关怀来自中南海》,文字由我撰写,图像由崔佐钧剪辑,第二天晚上在梧州电视台播出。这个专题,因为题材重大,后来参加广西好新闻评比,获得一等奖,而同样随访的广西电视台的同题材新闻,只得了二等奖。

 

    最狼狈的一次采访,湖中被困两个多小时

 

当记者,特别是电视记者,那时候还是比较吃香的。当时的电视记者,不但有很多时间跟随领导,接触领导,而且经常是,市里的重大会议,电视记者不到,不开会。这样的“待遇”实际上也给电视记者很大压力,很多会议,不能够像报纸记者那样,姗姗来迟没有人发现,早退了也没有人过问。一条完整的会议新闻,开会唱国歌的镜头要拍,每一个领导讲话的镜头要拍,最后唱国际歌的镜头还要拍。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实实在在迟到了,会议开会了,为了补足镜头,我们只好向会议主持人建议:全体起来,再唱一次国歌。

跟领导、拍领导,其实都不容易。有的领导能够配合记者,有的领导根本就不会理会记者。有一次跟随梧州市委书记徐瑞林到林水念村,当时大水过后,村子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徐瑞林和随行的人都有准备,各人穿着长筒水鞋,进入烂泥村道如入无人之境。我当时因为不知道徐要去哪里,穿的是一对皮凉鞋,一踩入烂泥,一只鞋子就再也拔不出来。为了及时拍到领导检查的镜头,我只好不顾泥土里的那只鞋子,亦步亦趋赤脚跟着领导在村子里兜了一大圈。

而最狼狈的是,梧州大水的时候,有一次随苍梧县长胡锦潮(后任柳州市副书记)到苍梧县一个山村察看灾情,当时洪水把苍梧下小河(今苍海湖)一带已经全部淹没,平时的上千亩稻田,变成了一片泽国,进入这个村子要借助解放军的冲锋舟。偏偏冲锋舟回来的时候在湖中死火,那时候因为洪水,通讯已经中断,我们五六个人,在冲锋舟上被困将近三小时。好不容易等来了另一艘冲锋舟,得以救助。六月的下午,两三点钟,水面的太阳像火烤一样,当时只穿一套篮球球衣的我,大腿被晒得起了水泡。这一次采访成为我的职业生涯中特别狼狈的采访。

 

  最辛苦的一次采访,中午只吃几片萝卜条

 

当然,记者随领导出行,采访固然辛苦,但是饮食还是有基本保障的。倒是有些不太紧要的、特别是自己安排的农村采访,就要做好勒腰带的准备。

有一年,一家保险公司组织人员去苍梧县京南镇大岸村慰问。大岸村远离市镇,是一个长寿村,百岁以上的老人有五、六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二十多个。我们的记者小廖(现在梧州龙圩区区长)接下这个采访任务时候,告诉我是有个公司去慰问农村老人。我也不知道大岸村离市镇有多远。结果到了村子,才知道这是一个特别辛苦的采访。从京南进入大岸,走路要走两个多小时。虽然见我们背着摄像机辛苦,同行的保险公司的人员也帮忙我们挑一下器材,但是想到跑得这么辛苦,居然是为了帮保险公司做一次业务的宣传,心中很不是滋味。

不过进入了大岸村以后,发现这里的老人家个个生龙活虎:晒谷子的,据说已经是九十二岁的老人,动作麻利;接受我们访问的老人,据说已经一百零三岁,除了耳朵不好使,还能够自己洗菜做饭;还有的老人,八、九十岁了,还可以爬树摘八角。看到这些老当益壮的寿星,我以直觉发现,这是很好的新闻题材。于是我和小廖商量,除了拍保险公司慰问老人,送米送油的镜头,重点跟拍一些老人在村子里劳动、活动的镜头,突出村子里的生态环境,做一条长寿村的新闻。后来又发现,村子还有一棵特别大的古樟。古樟被烧得空心了,里边居然可以摆一张吃饭的八仙桌。惊喜之余,我们组织了十个人,围着古樟转,拍下了一组非常有趣的镜头。

因为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保险公司的人等不到我们拍完就回去了。镜头拍完,我们才发现已经是饥肠辘辘。只好在拍村子环境的时候,把人家墙头上的半干半湿的萝卜条,用手擦一下,当做午餐。

那次大岸回来,保险公司的新闻,我们编了三十秒,而两条关于大岸村(长寿村、千年古樟)的新闻,每条一分钟,送到广西电视台,广西电视台又送到中央电视台,第二天晚上,两条新闻同时在中央电视台同一个节目播出。一个村子、一个晚上,同时有两条新闻出现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礼遇”恐怕在很多村子都很少出现,而这样的结果也为那一次最辛苦的采访,带来了职业生涯的最好回报。

 

     最远的采访,去到新疆伊犁

 

很多人以为,做记者的好处是可以云游四方,其实这是误解。

实际上做记者,特别是地方记者,无论是电视记者还是平面媒体记者,他的活动的半径总是非常有限的。在辖区范围,你可能可以信马由缰一下,但是出去了辖区,很多采访其实都没有你的份。来顺德以后,看到有的媒体派出记者去北京采访全国两会,甚至去美国采访总统大选,我就知道这样的采访实际是作秀的成分大于实质的采访。像北京两会,接受大会采访的都是省级以上的媒体,地级媒体一般去现场,只能采访一下本地的代表,而好像“代表通道”这样的采访,地方媒体很难进现场。至于采访美国大选那样的活动,言语不通,文化隔阂,加上体制根本不能够对接,实际上除了让几个记者去国外浪一下,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所以我做记者,无论在梧州还是在顺德,云游四方采访的机会根本就没有过。其中有点“云游”意味,跑得最远的一次采访,是参加二零零三年“顺德制造神州行”的采访。那一次采访,报社分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四个组,二十几名记者,四面八方开花,追踪“顺德制造”在神州大地的市场影响。我参加西北小组,和陈平(现广电网络公司老总)从甘肃兰州到新疆伊犁,再从新疆乌鲁木齐到陕西西安,前后十几天。当时因为四面八方采访,实际上出稿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走马看花,写出的好稿也不多。但是,是次活动,却是《顺德报》阵容最大的对外采访活动,对外的影响不言而喻。这次采访也是《顺德报》最辉煌、人气鼎盛一时的见证。之后,《顺德报》易名《珠江商报》,在同行中的影响力,一落千丈。

 

     昆山行,最有成就感的一次采访

 

外出采访,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次就是“昆山行”。这次采访活动,时间在二零零四年,背景是顺德连坐了四年百强县第一交椅以后,江苏昆山紧紧追赶,大有将要将顺德取而代之的势头。受当时顺德区主要领导的指令,报社派出了一位副总编(邓俭)组成采访组,前往昆山采访。主要了解昆山优势,超越顺德的力量何在?邓俭点将,叫了我和当时担任新闻部主任的马志良,一行三人,进入昆山。是次采访,可能因为我们的动机比较敏感,昆山的宣传部并不是很配合。一位宣传部的副部长给我们两本《外地媒体看昆山》之类的书籍,告诉我们:去周庄转转,回去按照上边的东西写写,交差就得了,“天下新闻一大抄”,这位副部长实话实说。

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这位副部长的意思做。他们不配合,我们自己到他们的政府办事机构,找采访的对象,找愿意面对我们说的官员。我们找到了昆山的招商大使曹锦元,他当时一个人为昆山招商七个亿,是昆山有名的招商大王。又通过曹锦元找到了昆山政府的几个特别敢说的官员(其中有办公室副主任陈丁元)。为了了解昆山十个镇街的实力,我们自己租车,一个一个镇去跑。当时我的身体不太好,晚上必须按时吃药。每天晚上听老邓说,一会可以吃饭,我就提前吃药(餐前半小时)。但是到了吃饭时间,老邓看天色尚早,突然决定,再跑一个镇。就这样,七、八天下来,我们三个人,像织布机一样,在昆山穿来穿去,回来以后,我们写下了九篇“看昆山”的系列文章(分别为《中国昆山要拿冠军》、《资本为何青睐这片热土》、《亲历眼中的昆山之路》、《招商大使,昆山一宝》、《人才战略下的昆山之路》、《海派文化背景下的和谐》、《权威学者比较昆山顺德:顺德要向昆山借鉴什么?》《昆山能当冠军吗?》《顺德虎威,威风何在》《昆山冲击波,顺德冲击波》)。这九篇述评,有见闻,有分析,有官员说法,有学者解读,有数据连接,更有记者采访启示。报道发表,在顺德引起巨大反响。当时区主要领导认为,记者提炼的昆山经验和做法,以及与顺德对比情况引发了顺德上上下下深刻的思考。区委办公室以《参阅材料》形式,印发九篇报道,供区镇领导参阅。,

这一次最有成就感的采访,后来得到了报社总编辑陈真泉颁发他任上唯一的一次总编辑奖,奖励我们三人奖金共一万元。有同事当时在报社内部网以“表彰我们三人冒着飞机掉下来的危险”讽刺,表达一个同样是记者的“文人相轻”的眼红。而昆山一个同行看了我们的报道,和我说,你们比本地记者还了解昆山。有一次南京大学的教授来顺德讲课,我看见他手上出示的“媒体证据”,居然就是我写的对曹锦元的另一次专访。

 

采访最多的人物是老板

 

事实上,作为地方媒体记者,遇上“昆山行”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采访到朱基这样国家领导人的机会,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是,因为我服务的媒体,扎根在珠三角,珠三角是一片充满创业精神的土地,记者生涯让我有不少机会接触这里的大大小小的创业者。特别是我曾经担任报社《区域经济导刊》的执行主编,躬逢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机会,使得我有不少机会和这里数以百计的民营企业老板面对面。我采访过碧桂园集团主席杨国强,格兰仕董事长梁庆德,志高空调董事长李兴浩,广东昭信集团的梁凤仪,也采访过一批国内关注珠三角发展的学者、专家。“人物专访”成为我的记者生涯写得最多的报道体例。

媒体中,很多同行都比较怕接“人物专访”的任务。第一,是因为珠三角文化影响,无论是企业人士或者是政府官员,一般都比较低调,他们不大愿意面对媒体记者,所以联系采访对象很难;第二也因为本地人(特别是老板官员),不太会讲普通话,土话讲起来,听得吃力,不容易听懂,普通话记者就不太敢碰人物报道;第三,当然也因为人物专访比较严谨,容不得信马由缰;写出来还要经当事人审核,麻烦。特别在报社考核机制中,尽管一篇人物专访写得非常辛苦,但是所得工分一般都不高。

但是我有些“另类”。可能与我的写作兴趣和“阅人”习惯有关,我比较喜欢接受人物报道的任务。像二零零八年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人物报道,报纸一共发表二十六位创业老板和政府官员的报道,我一个人完成了十六篇。《区域经济导刊》的近一百位封面人物,有七成以上是我采写报道的。

热衷写人物报道,让我有机会和那些登上了成功顶峰的老板面对面,了解他们的思考、智慧,感受他们做人、做事的原则,甚至也知道一些他们内心世界。我采访过杨国强,曾经引起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杂志关注,编辑频频向我约稿,邀请我写写杨国强的私人生活。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稿不可能发出去,所以没有应约。又因为采访,我和广东锻压机床厂董事长陈伟德成为了忘年之交。我去过他的老家,一直到现在,只要有机会,我们大家会聚在一起,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私下心事。当然,也因为人物专访,我也见过一些形形色色的奇葩老板,因为他们做人的方式,几乎让我一眼看穿了他今后的格局。

总而言之,我的记者生涯,因为我的特别爱好,和上百位受访者面对面。实际上每一次这样的采访,都变成了一场“读”人的过程。我的人物专访,加上报道里边没有写出来的接触、握手的故事,整理出来,就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实实在在的“读人记”。

 

       最散漫的采访是村居采风

 

从一九九三年始,到二零一七年离场,我的记者生涯一共走过二十四个年头。曾经的意气风发、甚至锋芒毕露的我,变成了后来有些油条、有些散漫。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有人曾经说,我做记者,感觉有一份“铁肩担道义”的担当,我觉得我做不到。在这样的体制下,我相信大多数记者都做不到。我做记者,因为有些坚持,实际上吃过不少亏,包括搭上了可能晋升的机会。不过我并没有为这些吃亏后悔过。只不过,我认为,一个职业,如果从业者越老越掉价,那么这个职业的价值并不高。反之,如果越老越吃香,那么这个职业一定是比较体面、也是值得托付终身的职业。

可惜,对我们这样的小平台来说,记者,并不具有这样的价值。

二零零七年,因为年纪渐长,我觉得自己很难再在一线做那些动态新闻的采访,我回到了报社总部,担任《商务周刊》的主编,写过十多篇行业述评。二零零九年,区委宣传部的一份综合杂志(内刊)转报社协办,报社征求我意见,停办《商务周刊》,由我担任《顺德视角》执行主编。这个岗位虽然离开了报纸的主阵地,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我这样一个工作已进入慢节奏的老记者去守护。于是我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差不多十年。但是为了保持和镇街的接触,保持记者对社会的那一份敏感,我在杂志开设了一个“镇街视角”的专栏,每月去一个镇街采访。开始是单枪匹马、和镇街打交道。后来干脆把目标锁定村居,每月组织一批好朋友,摄影、文字爱好者,一起到村居采风。所谓采风,实际是多多少少有些玩的味道。每去一个村居,周围转一下,看看环境,拍拍照片,和村居地方人聊一聊,然后大家找个地方吃饭。遇到镇街有接待的,自然不用我掏腰包,遇到镇街没有安排的,我就自己做东。几年下来,我们这个团队,居然跑了几十个顺德的村居,我自己也成为了半个“顺德通”。现在外地人甚至本地人想游玩顺德,经常要向我做一些咨询。

而经过这些年记者生涯的历练,我也写下了林林总总不下四百篇关于顺德经济、社会、民生的小言论,在本地多家报纸发表。至于采风写出来的那些作品,大部分则在《顺德视角》以专题发表,有稿费,又有得玩,大家都喜欢参加采风。一些朋友的采风作品还发表在《羊城晚报》和《佛山日报》上,《顺德视角》村居采风活动成为镇街比较认可和乐见的采访活动。

可惜这样多姿多彩的活动,随着我的记者生涯的结束,去年做完了龙江镇官田村的采访以后,已经停止运作。而我的记者生涯,也在经历了八九年的散漫以后,画上了句号。

都说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往往都会留下一些职业印记。我的二十多年记者生涯留下了什么印记?我自己思考一下,觉得最突出的印记,就是那一份职业的良心。虽然在平台上乃至生活里,不可能说的都是真话,但是尽量不说大话、空话,基本拒绝说假话,恐怕就是我的记者生涯留下的一份操守。

 

                             20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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