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乙未，为“西学东渐”开路引航的柳州先贤
——明代兵部侍郎佘立与“泰西大儒”利玛窦的同舟之谊
“清流不仅于一朝，而有明最盛；芳徽不止于数子，而八贤尤彰。”——在柳州的古代历史上，明朝是一个人文蔚起的时代。在众多堪称辉耀桑梓的人物中，同跻“明代柳州八贤”之列的佘勉学、佘立父子拥有很高的声望。佘立官至兵部左侍郎，旧志记载他曾在万历年间爆发的援朝逐倭之战中监军杀敌，异国扬威，立下赫赫战功。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赴京途中为“国际友人”提供的帮助，曾使尚处萌芽状态的“西学东渐”潮流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利玛窦的领路人
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一个名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意大利人在明王朝的帝都北京安详去世，明神宗万历皇帝打破“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的惯例，将他的遗体葬于京城。这位被人们尊称为“泰西大儒”的欧洲神父，带来的不仅是耶稣基督的教义，还有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使明朝士大夫得以了解西方的哲学宗教、精密器械以及绘画艺术，开始放眼观察和认识国门之外的宽广世界。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人们将利玛窦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把他看作是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之一。
公元1582年（万历十年）8月，肩负传教使命的利玛窦在澳门登陆。来到中国的最初12年里，尽管他在肇庆、韶州两地先后建立了传教据点，但却始终饱受排斥，难有建树。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他抓住意外降临的良机，在兵部侍郎“Scielou”的帮助下得以走出广东，前往大明帝国的“第二都城”南京；其后又凭借着Scielou的威望和影响力，在江西南昌得到官宦士子们的接纳，并以这座城市作为基地广交社会名流，终于在3年后等来了北上皇都的机会。
因此，走出广东并落脚南昌，也被视为利玛窦在中国全面打开传教局面、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重要时代节点。而那位名叫Scielou的兵部侍郎，则是他进入“天朝”大门后，得以进一步取得突破，从而登堂入室、大展宏图的一个重要领路人。
Scielou到底是谁？多年来，史界对该问题一直未有定论，一般认为此人系万历援朝逐倭战争中一味主和、“谄贼酿患”的当朝重臣石星。但从发音角度分析，意大利语中的“Scielou”显然跟“石星”差别甚大；从头衔上看，石星当时的职位是兵部尚书，并非侍郎。更何况利玛窦与Scielou结伴从广东韶州北上南京的那段时间里，石星一直身在都城燕京，并频频亮相参议国是，这些史实在《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都有明确记载。
很明显，除非石尚书懂得分身之术，否则“Scielou”必定另有其人。
再一次张冠李戴
今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又恰逢中意两国建交40周年和意大利中国文化年。5月25日传出消息，由意大利知名雕塑家迪奥尼西奥・契玛莱利创作的利玛窦半身像将进入世博园区展出，而就在此前数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座教授、我国台湾中研院院士夏伯嘉也莅临上海大学，专门就《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出现的“Scielou”人名进行考证并以讲座形式发布了相关的研究报告。
夏伯嘉教授在讲座中指出，Scielou并非石星，而是浙江山阴人孙鑛。同时，夏教授也介绍了他历经三年之久的考据过程：从耶稣会士罗明坚的浙江之行到孙鑛与肇庆知府王泮二人的同乡同年之谊，又到利玛窦与教友罗明坚之间的意见纷争。
Scielou果真就是孙鑛吗？笔者虽然无缘聆听讲座，但凭近期所接触到的一些利玛窦相关文献，窃以为此论亦谬。
否定孙鑛的史实线索，事实上在《明实录》中已有多处提示。根据法国耶酥会士裴化行（Bernard,R.P.Henri）专著《利玛窦评传》一书中所列的年表，利玛窦是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公历4月从韶州启程，跟随兵部侍郎Scielou一路北上的，途中经过南雄、赣州、南昌、安庆后，于5月31日抵达南京，行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三、四月间。当时孙鑛有一串长长的头衔：“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御倭，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正在帝国北疆积极备战，准备随时率领大军驰援朝鲜抗倭前线，他在这期间屡次现身议政，《明神宗显皇帝实录》亦有明确记载，又怎么可能抽身而出，乾坤大挪移般的瞬间出现在岭南韶州？
如果把石星、孙鑛都排除在外，可能是“Scielou”真身的难道还有第三个人吗？有，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上年九月刚刚被钦点为兵部右侍郎，正在从岭南家乡赶往北京赴任的柳州名贤佘立！此前已经退休闲居近7年之久的佘侍郎，这次奉诏起复，将肩负起领军8万增兵援朝的光荣使命。
侍郎大号佘乐吾
最终确定“Scielou”的真实身份，离不开利玛窦本人的描述：“兵部的第一副手，中国人叫做侍郎（silan），离任退休了。他在国内获得过很多崇高的赞誉，在广西省人人都很尊敬他。”由于明朝的属国朝鲜遭到倭寇入侵，“因此中国皇帝决定派遣一支八万多人的队伍”前往援朝。“他（皇帝）必须选择能征惯战的将领去打仗，于是兵部的第一副手再度被任命为他原来的职务，但这次是在京城。”——摘自“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之《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日本学者平川佑弘所作的《利玛窦传》中，关于这段描述的译文大同小异：“这位Scielou相当有名。广西人。已经任过许多要职，这时正好无官在家。当时日本国主关白对中国的进贡国朝鲜发动了战争，皇帝希望他率领八万军队出兵朝鲜去救援。所以这次召他入宫。”
中日两种译本相互参照，足以将利玛窦原文包含的信息尽可能完整的反映出来，而广西柳州人佘立的情况则与这些描述完全吻合。
佘立字季礼，别号乐吾，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对地位尊贵的人或长辈，直呼姓名是不礼貌的，因此士大夫之间一般都互称别号。在僚友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文集中，佘立被称为佘乐吾，利玛窦也不例外，Scie-lo-u其实就是“佘乐吾”在意大利语中的译名，发音几乎一模一样。嘉靖四十一年（1562），佘立以广西解元的身份赴京参加会试大考，结果金榜题名高中全国第七（二甲第四名），其后在京城以及鲁、闽、黔、赣、浙等省份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在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申请退休前，他曾先后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和南京大理寺卿——巡抚一般均加兵部侍郎及右副都御史的兼衔，此次他奉旨升任兵部右侍郎，利玛窦的说法是“官复原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利玛窦的描述中，佘立此次起官的原因也写得十分清楚：率军东征援朝。此事在《柳州府志》、《马平县志》中都有记载：“佘立……历升兵部左侍郎……万历间，监军往朝鲜，平倭寇关白平秀吉等，复朝鲜故地，叙功赏赉甚厚……”
近年曾有学者撰文，指出佘立监军援朝一事仅见于柳州地方志，认为此事当为误传。这一论断在Scielou真身浮出水面之后，似乎也有必要重新斟酌了。
领旨赴京先入粤
佘立起官升任兵部右侍郎，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丙戌日下达的诏命，《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七”记载：“……起原任（南京）大理寺卿佘立为兵部右侍郎”。
但当年还没有发明电话传真伊妹儿，佘立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柳州，自然不能立刻接到诏命。事实上，他领旨赴京的时间，是在次年春节过后。这年二月，佘立收拾好行装，带着妻眷登船启程。送行的，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同科考中举人的好友萧蔚（号质庵），这位旧日同窗与佘立交情深厚，他依依远送，一直跟随船队到了象州。
在象州，佘立一行曾利用船队短暂停泊休整的机会，顺道前往濮泉（即温泉）游览。这是一处让他“穆然神往”已久的当地名胜——还在他幼年时，父亲佘勉学便曾与象州乡贤吕景蒙相约往游，但却遗憾的未能成行，佘立此次“子代父游”，也算是了却了老先生的一桩遗愿。佘立等人的濮泉之行有碑刻为记，这块石碑尽管久已佚失，但在《象州志》等文献中却能找到基本完整的碑文辑录。
在佘立亲自撰文的《濮泉纪游碑》中，他写道：“今年春，奉命起□□□□，次於象，遂偕同年萧质庵蔚往游焉……临流而觞、班荆而语，亦一时之胜事也……时万历乙未岁二月十九日，同子婿金君弼，侄浚之，子汲之、江之、冲之也”。《柳北文史》第7、第8辑合辑刊载的《佘氏父子史迹拾遗》中，作者林诒蘩认为，文中的4个缺字，或许正是监军入朝之命。
接下来的一段传奇，仿佛在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佘立一行离开象州后并没有按照常规路线取道省会桂林径直北上，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相对迂绕的路线：沿西江顺流而下，经浔州、梧州进入广东，过肇庆后又船头一转，溯北江直奔韶州。佘立急切的要赶往韶州，那里有他要找的人，以及一次将会改写历史的会晤。
父爱创造的契机
佘立要找的人就是利玛窦，这一次，他是为了自己患病的儿子。伟大的父爱，为后来“西学东渐”的突破创造了契机。
“父亲想尽方法使孩子恢复正常，但没有效果。他那样爱他的孩子，便带他一起到朝廷去。”这位可怜的佘公子甫过弱冠之年（22岁），正是风华韶龄，却因科考落第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为了治好儿子的病，佘立操碎了心，在他途经肇庆时，当地的一位官员向他推荐了利玛窦。
“他深信我们是有才有德并有学识之人，很可能由于我们的帮助，他的儿子能恢复健康。”利玛窦在致神父孟三德（Eduard de Sande S．J．）的信中写道。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韶州，前来迎接的当地官员们早已殷勤地等在岸边，但佘大人却始终惦记着儿子的病情，他希望立刻就能见到利玛窦。
从官毕恭毕敬地把利玛窦请到了佘立的大船上。兵部侍郎对意大利神父如此尊崇和礼敬，“使在场的韶州人和知事都无比震惊”。
当然，利玛窦也没有空手而来，他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给佘立带了礼物：1个沙漏、2块绣制得非常精美的手绢。那礼物“其实并不值钱，可是在他看来，似乎胜过其他人送的任何礼物……他把沙漏放在桌上，并对我们（西方人）的才干大加赞誉。”
这些“洋玩意”引起了佘立的兴趣，他好奇的询问起有关欧洲和西方宗教的各种问题，之后才把话题转到自己儿子的病情上——“这种病不是朝夕就能治愈的，需要时间调理。其实我们也正想到贵国内地开开眼界，若是能够与大人同行，我们将不胜荣幸。那样或许天主会给我们提供帮助，把令郎的病治好。”善于见机行事的利玛窦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因为离开广东，进入中国腹地乃至京城去开拓传教事业，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
爱子心切的佘侍郎马上就接受了利玛窦的建议，他命令当地长官立刻发放通行执照，以便利玛窦能够不受限制的进入江西——那是从广东北上的下一站。
历险赣江十八滩
意外降临的机会让利玛窦喜出望外，他把韶州的工作托付给教友，就带上行装和两名传道员匆匆启程。此前一天，急着赶路的佘侍郎已经先期动身，佘、利两人约定在南安碰头，那是进入江西后的第一个城镇。
乘坐兵部侍郎安排的船只，利玛窦到了南雄，从那里沿梅岭古道翻越中国南方和中部地区的分水岭之后，他在南安与佘大人再次重逢。南安位于赣江上游，水路通进长江，如果一切顺利，佘大人的船队将顺流到达南京，再转循大运河水道直趋北京。
船队到达赣州时，南赣巡抚为佘立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离城尚有1英里，3000名盛装迎候的士兵就已在江边站好队列，“带队的统领们，在他经过时鸣枪致敬”。不过，在这里，利玛窦却收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或许是听到了赣州同僚的忠告，佘立开始犹豫：是否应该带着利玛窦继续北上？因为倭寇入侵朝鲜导致中日交恶，在气氛紧张的战争状态下，把一个外国人带进京城很容易招来非议。这让利玛窦感到不安，但更为凶险的旅程还在后面。
十八滩，是指赣州下游赣江航道上的18处险滩，水浅流急，险象环生。进入十八滩前，佘立一行专程到寺庙里烧香，请求神灵保佑旅途平安，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而且不止一次。
“当我们的船队经过险滩时，载着佘乐吾的大船虽然勉强通过，但家眷们乘坐的船只却触礁遇险，船体被撞成两半。”利玛窦见状马上乘着快船前往救援，帮助这群惊惶失措的妇孺逃离险境。这让佘立十分感激，他把利玛窦请到了自己的大船上，以礼相待。
这次遇险只是开始，在紧接着的一次事故中，利玛窦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船队行至天柱滩时，江面上突然刮起大风，舟人还没来得及转帆，利玛窦所乘的船只就发生了倾覆，许多人都掉到了水里。慌乱中，一根绳子救了利玛窦的命，但他带来的一名传道员却被江水吞噬，连尸首也没能找到。
推心置腹的长谈
连续两次历险之后，一行人战战兢兢地过了十八滩最下游的锁口险滩——惶恐滩，因为苏轼、文天祥的不朽诗篇，这处著名的险滩早已名扬天下。
前面就是吉安城，死里逃生的利玛窦此时终于松了口气，这位精通汉语的意大利人即兴赋诗一首：“要过惶恐心不安，过了惶恐则万安！”
在十八滩的两次事故中，佘立随船带给皇帝和同僚们的礼物全都丢失了，损失惨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旅途遇险被看作是不祥之兆，他决定从吉安开始改走陆路。而利玛窦身为外国人，继续跟在他身边显然是不合适的。
分手之前，利玛窦再次获得了与佘立见面的机会。两人谈了很长时间，佘立很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疑惑：为官二十余年，一贯清正廉洁、与人为善，从未做过不义之事，这次不知何故却连走霉运。利玛窦说了很多安慰的话，还从佘立本人的文集中引出8个例子，用历史上大圣大贤的蒙难遭遇，告诉他“天主往往让善人与有德者遭遇各种灾难，其实是为了考验他的德行”。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哲学无国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同样的道理其实早已深入人心。利玛窦的开导让佘立转忧为喜，他很抱歉的告诉利玛窦：同行赴京已经不可能了，不过利玛窦还可以考虑到南昌去。这个建议，佘立在南安就曾提到过，他曾经担任过江西按察使的职务，在南昌有很多朋友，有他打招呼，利玛窦在那里会得到帮助。最后，在利玛窦的一再恳求下，他又为这位异国朋友开到了前往南京的通行证。——朋友，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保重。
在佘立的安排下，利玛窦跟着佘的仆人一起坐船走水路，而侍郎本人则改从陆路前往京城。
古语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明王朝的国防部副部长与意大利传教士在旅途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拱手作别，却再也没能聚首叙旧。
佘大人的老朋友
利玛窦顺风顺水的到了南京，他在城里找到曾在广东任职，已经升任南京工部侍郎的旧友徐大任。但徐的态度却让他十分失望，在得知利玛窦打算定居南京时，徐大任立刻变了脸色，他担心这个外国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强烈要求利玛窦尽快离开。
碰了钉子的利玛窦十分沮丧，他想起前不久佘立给他提的建议，决定到南昌去开拓他的传教事业。
在南昌，利玛窦首先要尽可能的留下来，凭借佘立为他争取到的临时居留许可证，以及一位新朋友的帮助，利玛窦顺利地找到了住处。既然到了这里，他就不希望再被赶回韶州或是广东的其他什么地方，因此在最初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深居简出，结交的朋友也不多。他很幸运，因为这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中有一个名叫王继楼的人，他是佘立在江西任职时的侍医，拥有很高的声望。
“我逢人就说，是佘侍郎写信给王医生，请他帮我在南昌住下来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的通行证上确实有佘侍郎的签字，而且大家都知道，十来年前佘大人在这里时，王医生和他的关系特别好。”利玛窦通晓中国礼仪，又稔熟中国的各种典籍，还把自己打扮成中国儒士的模样，通过王继楼的引荐，利玛窦结交了许多社会名流，与这座城市的官绅阶层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根基扎牢之后，利玛窦甚至争取到了总督大人颁发的官照，允许他的另外两名伙伴——一名神父、一名修道士在南昌定居，他在南昌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取得了超过在广东12年的成绩。公元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先在当地购买了一座小屋，作为临时教堂并取名“圣堂”，开展传教活动；是年6月29日，利玛窦又举行第一次弥撒圣祭，从此天主教在江西南昌落地生根。
京城憾未逢故人
成功的在南昌建立起传教基地，这让利玛窦感到欣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进京的努力，能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才是他的终极目标。同时，这也是几代传教士的共同愿望。他们认为，在大一统的中国，如果皇帝皈依了天主教，那么整个国家就会成为他们的乐土。
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等来了首次进京的机会。这一年，原任南京礼部尚书的海南人王弘诲起复原职，北上途中路经南昌。王弘诲7年前挂冠回乡时，在韶州曾与利玛窦相谈甚欢，两人算是老朋友了。故知重逢，王尚书答应让利玛窦跟他一起再赴南京；不仅如此，王还主动提出，可以利用北上参加万历皇帝大寿庆典的机会，把利玛窦带到北京。
在王尚书的帮助下，利玛窦于是年9月抵达北京。从南京到北京，当初佘侍郎没能带他走完这段旅途，时隔三年后终于夙愿达成。利玛窦秘密住进了王弘诲的官邸，但他一直没能找到机会面见皇帝，终于在11月离开北京。这期间，明王朝的援朝逐倭之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利玛窦的老朋友佘立因为屡立战功，在几个月前已由兵部右侍郎升为左侍郎（相当于常务副部长）。在北京，利玛窦有没有再设法联系这位老朋友，文献中并未提及，不过鉴于当时的紧张局势，这个悄悄潜入的外国人要想在京城见到兵部次长，可能性基本为零。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等人第二次从南京向北京进发，于次年1月24日抵达，顺利的把礼品进献给了皇帝，并得到诏书获准定居北京。这一次，老朋友佘立是不可能再同他一起分享喜悦了，兵部繁重的工作使佘侍郎积劳成疾，这位老臣已于万历二十七年（1600）三月退休回家。利玛窦此行风风火火奔赴京城之际，病榻上的佘立或许已是风烛残年，渐渐油尽灯枯。
就在利玛窦到达京城后不久，这年四月，佘立在家乡柳州病逝的消息传到京城，万历皇帝深悯忠劳，谕赐祭葬。或许，利玛窦也曾为他祈祷，求天主把他的灵魂带进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