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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6 19:57

“千山观”三大字的“书” 、“镌”之辩







张鸣凤撰《桂胜》卷三“西山”条载:

“千山观三大字嘉定五年李曾伯书”

仅此十四字,校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无误。但与《桂林石刻(上)》同条差异颇大:

“千山观历阳张孝祥书 河内李曾伯镌

右摩崖在西山千山观。高二尺五寸,宽六尺五寸,题字横列,径二尺三寸,款真书径三寸。”

差异之大一目了然。那么,两说谁“是”谁“非” 呢?笔者认为不妨求之史载文献。李曾伯曾两度主政广西,其文集的疏稿详记了他的施政举措,在此期间所写的一首《沁园春·己未初度》则可考其生年:

“六十衰翁,更加二龄,此何等时。不退寻岩壑,相安耕钓,重来岭峤,犹事驱驰。绝类文渊,当年矍铄,上马据鞍奚所为。偏怜处,是难堪潦雾,水际鸢飞。

云台铜柱空题。奈床下伊人心素疑。自古来如此,只须付酒,风光纵好,勿复言时。莼菜美时,桂花香里,所愿少须臾乐之。西风外,喜羽书夜静,即是归期。”

词中“重来岭峤指其第二次莅桂主政。宋史本纪理宗纪,宝佑六年(戊午·1258李曽伯以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受命兼任广南制置使,移司静江。次年改元开庆元年(己未·1259)——“六十衰翁,更加二龄”,以此推算李曽伯生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嘉定五年(1212)时才15岁,尚未到过岭南,诗词、书法尚未闻名于时,不可能“书”字于静江府西山崖壁。

《桂林石刻》认为“千山观”系“历阳张孝祥书”是否有依据呢?

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生于绍兴二年(1132)。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殿试第一,主考官定秦桧的孙子秦埙为第一,高宗认为张卷议论雅正,词翰爽美,遂钦点他为第一。入仕五年历官至权中书舍人,成为皇帝近臣,干道元年(1165)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兼静江知府。此时的张孝祥诗、书俱佳,在桂期间留下了一些摩崖题刻,其中部分可能已因风化毁佚,《桂林石刻》仅录有11则。检读四库影印本张孝祥《于湖集》,巻十四里的《题真山观》、《千山观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题真山观》全文无标点76字:

“张安国设道供于真山观。饭已,同郭道深、滕子昭、呉仲权、陈叔蹇聨骑访无无道人。登永宁寺阁,遂入西山,煮茗于超然亭。北风欲雪,诸峯献状,景物之胜,不知身之在岭表也。干道元年十一月七日。”

真山观原为唐代流人宋之问住宅,在府城南二里,之问被赐死后妻改为名“玄山观”,宋改名为“真山观”。永宁寺,南朝梁武帝修建,初名缘化寺。隋文帝在该寺兴建舍利塔。唐玄宗改名开元寺,宋代改名永宁寺,遗址在今桂林市区文昌桥南端民主路万寿巷。西山即今桂林市西山公园。

上引文可证张孝祥到桂林后,当年末初次游览西山,登上西峰在超然亭品茗观景并为之陶醉。撰《千山观记》,全文无标点66

“桂林山水之胜甲东南,据山水之会,尽得其胜,无如西峯。干道丙戌,歴阳张某,因超然亭故基作千山观,高爽闳达,放目万里,晦明风雨,各有态度。观成而余去。乃书记其极。”

张孝祥对桂林山水给予了高度赞誉,认为西山群峰林立而西峰为最高峰,登临览景,府城内外、四周“千山”一览无余。

超然亭建置年代不详,文献显示它在南宋初已是西山的观景佳处。《桂胜》卷三西山条有“宋折彦质超然亭”诗:

超然亭上鬓毛斑,浩荡秋风小立闲。

岂为诗情堪过海,祗缘脚力要寻山。

峭峰断续天容缺,高垒萦纡地势悭。

回首不堪东北望,桂林万里是秦关。

折彦质,字仲古。云中人,宋麟府折家第七代名将,文武兼备,绍兴四年(1134)六月以剿灭杨幺功移官知静江府,十一月受诏回京为枢密都承旨,超然亭诗是他留给桂林的一首诗。建炎元年至绍兴二年(1127-1132)折彦质曾被贬儋州昌化军,有论者认为“超然亭,在儋州,久废。”——显属误解。

此外,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也有一首“西山超然亭”

厖区翳榛莽,地瘴藏百怪。西山何轩轩,拔脚风尘外。中萦一线蟠,侧立两壁对。旁连九疑高,远控三湘大。孤亭坐林杪,俯见飞鸟背。号方泣二女,御魅窜四罪。谁去窘囚拘,故自脱天械。飘飘思凌云,万里风雨会。

孙觌官居龙图阁待制、知临安府,绍兴二年(1132)以赃罪除名象州羁管,绍兴四年放还。赴象途中以“八桂宜人且少留”,期间有“桂林十咏”诗,“西山超然亭”为其一。《桂胜》卷二载其于绍兴四年七月十二日与经畧安抚使刘彦适同游栖霞洞。绍兴四年(1134)干道元年(1165)已历31年,张孝祥遂将朽败不堪的超然亭,改建成高爽闳达的“千山观”以惠来者。张孝祥“观成而余去”, 乃因言官以“专事游宴”弹劾而落职,于是“千山观”便成为张孝祥留给后来游客的礼物。干道五年(1169)张孝祥病殁,卒年三十八岁。

然而,不幸的是当今“后来者”并不买帐,从地方志到旅游部门乃至19977月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胜词典》,都众口一词认定“唐贞观年间(627649)建有千山观,宋时重建”——遗憾的是笔者至今尚未找到此说的史载出处,愿有识者赐教。

《桂胜》“千山观”条的“微瑕”在于忽略了考校书者李曾伯的基本简历,遂有纪年之误,但未及镌者是谁《桂林石刻》认为三字书者为张孝祥,镌者为李曾伯是否准确?考察史载文献,李曾伯有两次度主政广西经历,一是淳佑九年(1249)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淳佑十一年(1251)移官京湖安抚制置使离桂。

二是宝佑五年(1257)春官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十一月初奉敕兼节制广南,任责边防,十二月初奉敕移司静江府。宝佑六年(戊午)正月启程,三月抵达静江府视事,景定元年(1260)五月离任。

在以上期间内,李曾伯在桂林留下了8方摩崖石刻,其中两方与千山观有过关联,一次是淳佑十年(1250)四月十日领幕友、携弟及子侄等八人游西山,有题名摩崖在西山千山观前,另一次是开庆元年(1259)夏六月二十一日与同僚四人“载酒千山观”,有诗并序隐山北牖洞摩崖刻石李曾伯镌刻“千山观”三字的年份有可能在这两次之中,但笔者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宝佑六年(戊午)。理由是当年三月春,李曾伯到任后即遵旨重修静江府城,期间“都统制御带朱广制以城役余力,因民之请”,重建湘南楼、重建城隍庙、重修吕公岩等一些非军事建筑。一切相关事宜皆由朱广用操办,唯有将西山寺的“圣佛像”迁移城内以避“劫火”一事系李曾伯嘱办(详见李曾伯《可斋续稿》)。笔者认为“千山观”三字或“因寺僧之请”镌刻于此时。总之,李曾伯与“千山观”三字的“书”或“ 发生关联,只能在淳佑九年(1249)至景定元年(1260)之间。

那么,李曾伯究竟是“千山观”三字的“书者”还是“镌者”呢?

笔者认为《桂林石刻(上)》“千山观”存在疑点。首先是张孝祥若题写了“千山观”三个大字,没必要“留待志愿者摩崖刻石”,完全可以命匠镌刻,若囊中羞涩,“置酒岩上,诸佳宾客咸集”为他饯行的继任者张仲钦自会解囊相助(见《朝阳岩诗序》)。其次是若张孝祥生前留下三字墨宝,他世弃后广南西路历十几任“桂帅”、知府等高官和众多旅桂名流,以及西山寺观历届主持,居然无一热心人镌刻其所遗三字墨宝,乃至80余年后才“幸逢”李曾伯已令人困惑;况且镌刻“千山观”三大字而无其它如墨宝由何而来、藏者姓氏等文字稍示因由,似乎也不怎么说得通。据此,笔者认为《桂胜》“李曾伯书”当属可取——而“镌者”当是筑城工匠中的刻字师,故不留名。

网上见有论桂林摩崖石刻书法艺术特色的文章,说李曾伯刻《张孝祥千山观》原刻已毁,另有一件拓本传世,但未附图。考虑到张孝祥的书法在当时已名声颇着,陆游谓紫薇张舍人书帖为当时所贵重,锦囊玉轴,无家无之。其早年即以书法获得皇帝的褒赏。高宗说他的书法必将名世,孝宗亦在张孝祥去世后见到他遗墨心实敬之 今仍存张孝祥《静安府帖》、《临存帖》、《关辙帖》、《泾川帖》、《柴沟帖》、跋《黄庭坚书伏波神祠诗卷》等作品传世。笔者从网上找到一“千山观”三大字图片附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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