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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1 09:47

宋代“静江府大都督”、“融州清远军”石刻之谜

有网友说,桂林每一方摩崖石刻都有“故事”。笔者深以为然,不过标题中的两方碑刻有点“另类”, 它们有“谜”需要费神去猜想。

先说普陀山碑——编辑于1977年的《桂林石刻·上》在“宋·静江府大都督六大字”(下称“六字碑”)题下介绍说,该碑磨崖在普陀山脚灵剑江悬崖。高一丈,宽六尺,真书径三尺。“静江府,系宋代建置,故此件编入宋代。碑位于景区偏僻处,至今未见有研究者问津。

斗转星移——2018年春,桂林市七星区政府按照市里部署的龙隐路特色街区改造工程竣工,40块仿制摩崖石刻出现在龙隐路七星公园围墻上,“宋·静江府大都督六大字”亦在其中。石刻在路边方便了市民和游客欣赏,因相关介绍文字说“此石刻的作者和摹刻时间都已无从考证”, 于是有游客对普陀山原碑定位“宋碑” 产生怀疑,本地网友对这方右三字左三字的“六字碑”究竟“该怎么读 也很为疑惑。

笔者认为疑惑、怀疑很正常,“六字碑”毕竟存在诸多疑点,似有必要通过正史和文献试作探究。

首先是定位“宋碑”之疑。简而言之,据唐宋史献,唐代桂州为中都督府,北宋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十三日,宋徽宗采纳知桂州王祖道的建议,升桂州为大都督府,又升为帅府——此即桂州大都督府的由来。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初一日,因高宗曾领静江军节度使,遂升桂州为静江府——此即静江府的由来。

至此,可以明确的是“六字碑”的摹刻时间只能在南宋绍兴三年之后,故定位其为“宋碑”并无不当。

至于主事者(即“作者”,下同。)其人,一般而言只能是绍兴年间的广西最高长官。考之史载,首当其充的人选是许中。

许中于建炎四年(1130)七月任广西经略使、知桂州,绍兴三年二月初一日升桂州为静江府时他仍在任上,摩崖刻石记下这件大事理当非他莫属,不料28天后他突然被降职调离广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载其原因,原来是“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宋高宗“数诏有司给其廪禄”安置好避难“沿边十三郡”的士大夫们。许中居然实话实说,疏复朝廷说广西“诸州赋入微薄”,请求將避难“沿边十三郡”的士大夫们“徙之,乃毋给其禄。”以此推想,许中在28天内摩崖刻石的可能性较小。

许中的继任者是时任广西转运副使的刘彦适。刘彦适在转运副使期间,曾“市买方物,抑贾人使低其直,民有讼之宪司者,中械系之,死狱中。”因提点刑狱公事董弅告发,八月“坐失按所部吏”被夺职,绍兴四年二月移“湖南漕司劾治”,显然不可能顾及摩崖刻石之事。刘彦适为静江府知府的三月为程昌宇为六月为折质彦,十一月为李弥大,来去匆匆恐怕也难以顾及摩崖刻石之事。之后,绍兴五年到绍兴三十二年历任静江府知府有“兇暴倾险”的胡舜陟、胆气过人,不能尽循法度”的沈晦、兇暴倾险”的吕愿中以及张宗元、方滋、陈璹、施钜、李如冈、余良弼等9人,他们都有可能主持其事。

此外,还不排除他们的有榜书喜好的老乡“介入”,实例是伏波山临江悬崖上的“桂州静江军”榜书就是榜书喜好”成癖知熙州鄱阳钟传,经老乡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鄱阳程节上石”的,题款见榜书作者钟传、主持上石人程节、紀年及榜书摹勒者和议三行小字

既提及伏波山“桂州静江军”榜书,不妨以此探讨一下“六字碑”石刻究竟“该怎么读”的问题。榜书的桂州”二字上下列,之后从右到左并列“静江军三字,读为“桂州静江军”——从右到左是古人刻书、读书的习惯,应当无误“六字碑”石刻两行,右为“大都督”左为“静江府”,者认为“大都督”在前是是为突出静江府的级别仍为“大都督”级,故倾向应当读为“大都督静江府”。

在普陀山下崖壁开凿一块高一丈、宽六尺碑面费用不菲、动静不小,应当是件“光明正大”的事,主事者不可能不题名和纪年,所谓“无从考证”当指石刻风化浸损严重小字都难以辩认,并不等同不存在“作者和摹刻时间”—— 者认为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摩崖石刻“融州清远军”或可作参考。

北宋后期,蔡京为相,在宋徽宗的支持下,继续推行王安石主张的加强边疆地区统治政策,这是史载大观三年八月“升融州为清远军节度”的大背景。

为方便考察《融州清远军》碑刻,笔者在网上找到了李彦刚先生的可通过鼠标滚轮可缩放的照片;照片显示在真仙岩内同一块磨崖平面上,有《清远军》、《融州》及其下端《放生池》三榜书石刻(《放生池》由来见后附记)。

《清远军》、《融州》,竖刻,榜书大字二行小字四行,共六行。

右上起为笫一行,小字己难辩认(指放大后亦难辩认。下同。)。

笫二行为大字“清远军”。

笫三行为小字,清晰可见“大观四年□月二十七日□□”。

笫四行为小字,直到碑面下端,清晰可见“朝奉大夫直龙图阁知桂州军州”,以下己难辩认,此行当为题刻人结衔。史载,大观四年(1110)五月癸亥(二十五日)“治广西妄言拓地罪”,张庄被“责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再贬连州,移和州。宣和六年(1124)卒。”。

笫五行为大字“融州”,书体与“清远军”不同,考之“朝奉郎权知融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借紫鲍粹然”在岩内书刻“瀛洲二字,其“洲”字的“州”部与“融州”之“”字雷同,应可确定“融州”为鲍粹然书刻。

笫六行为小字,可见“嘉定元年二月”,以下己难辩认。按嘉定元年为公元1208年,鲍粹然己在权知融州任上。

至此,《清远军》三字为张庄题刻,《融州》二字题刻人为鲍粹然,以及摹刻时间皆已凿确无误,纪年相距99年,《融州清远军》实为两方榜书的合称。有论者认为《融州》为张庄题刻,《清远军》为鲍粹然题刻,或因未到真仙岩考察的缘故。

综上所述,《融州清远军》摹刻在真仙岩内,所受风雨侵蚀较小,但仍有不少小字难以辩识,相以之下桂林“静江府大都督”碑所受风雨侵蚀情况要严重多了。

静江府大都督”碑在普陀山脚灵剑江悬崖下岩洞的上方,从照片上看距离地面很近。

碑顶装有水泥板雨檐,但仍因雨水浸入岩层泥土流失,碑面上端一处岩层缝显现,横贯“大”、“静”二字。碑面东北朝向,“静江府大都督”六个大字十分干淨清楚,碑面有墨迹,边沿两条墨迹里隐约可见有字划痕迹,可推当年曾拓过此碑。通过鼠标滚轮放大两边的墨迹,发现右边-条字划痕迹很长,从碑面上端直到下端边沿,左边-条字划痕迹仅见于上端和下端。因照片系隨手找来,并非专业人氏、专业照相机拍摄,不熊把字划痕迹调整到可辩识状态。两条墨迹里的字划痕迹内容应当与“作者和摹刻时间”有关,既无法辩读也就可谓“无从考证”了——须知“推想”含有假设成分,无“证”不可能成“真”的。

笔者认为,隨着现代科技进步,摩崖石刻的保护和残文的辩识必將与时俱进,“静江府大都督”碑的“作者和摹刻时间”迟早浮出水面。

 

附记:

《宋史全文》卷三十四◎宋理宗四

◎丁未淳祐七年正月丁卯,诏戒敕州军县镇,不许因诞节赐宴多杀物命,一遵景祐三年诏书,仍刻石所在放生池。

潛研堂金石文跋御書放生池 淳祐十年正月

右御書放生池敕。初,仁宗景祐元年有詔:乾元節諸州軍設宴,毋得多殺物命。至是,理宗申明故事,御書敕旨,令於所在放生池劾石。


类别: 杂录杂议 |  评论(0) |  浏览(1630) |  收藏 |   本文固定链接 |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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