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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章


2018-06-30 10:51

那年夏天不寻常(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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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返武汉

我和老廖返回到武汉时已经是六月二十日了。当时的武汉情况并不算混乱,只是我心乱如麻,还家之日渺茫无期,乡音断绝,使坐卧不宁。

二姐一家本来负担很重,凭空增加两个吃饭的,经济、粮食都显得很为难。每餐饭和粥各半,看见那些外甥们沉默的表情,我心里很不安宁。我绞尽脑汁要改变这一状况,只要我能有个去处,对他们也是一种帮助。

我堂姐中的二姐叫“芭姐”,在上海柴油机厂工作,我离家时她正在桂林生小孩,后来交通中断,不知她是返回了上海还是滞留在桂林家里。堂姐夫和“芭姐”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我只见过一面,连面孔也记不清楚,他沒陪我“芭姐”回桂林,应当还在上海。如果我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到上海投亲。不过,堂姐夫是广州人,如果他也返回广州了,我上海之行便扑空,那么,情况更为不妙。

但是,我实在不忍成为别人的负担,什么时候能够通火车?这是一个未知数,拖累别人多久也是未可知的。我还是想走。我想,到了上海如果投亲不遇,我就到上海市革委会或者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反映情况,要求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相信,总会有所解决的。

我把这打算和老廖讲了,他沉吟一会说:“最好还是别走,在这里总还是过得下去的。不过,你一定要去就去吧,找不到人就赶快转回来。”

然后,我又把这打算和二姐讲了,二姐不同意我走。她说:“算了罢,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有什么困难我们能想办法,别走了。”老廖在一边帮我讲了几句话,二姐也就同意了。

当天,我向二姐借了拾块钱,到码头上买了船票,我只买到南京,想投机一段路程节约点钱。当天晚上我向二姐告辞,到码头上住一夜。

老廖送我到汉口码头,大家心里都挺烦恼,他的女朋友在桂林阳朔,如今消息断绝,当然是颇为惦念的。我的主要烦恼却是此去上海投亲访友毫无把握,心里忐忑不安。

汉口的码头上江风阵阵,凉爽宜人。天上满天繁星,眼前一江东流水,沿江两岸的灯光比天上的繁星更密,江轮来来往往,枪声在江面上回荡着。从上船的跳板到码头的水泥地上,也有几个人在躺着等船。

我和老廖买了两份报纸铺在地上,也躺上下来。我们一边谈着,一边叹气:早知如此,当初就是死也不出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阵人声喧哗,乘客们拥了进来。天亮了,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和老廖挥手告别……

 

7、长江两日

汽笛长鸣一声,轮船开出了汉口码头,顺流直下。

从武汉到上海,是两天两夜的路程,路上顺风扬帆,平安无事。

我买的是四等船票,没有固定的铺位,行李一放,四处为家。一个大舱房里,地板干干净净,旅客们靠壁而坐,晚上凭票租一张毛毡,伸直脚便睡。这个舱里人最多,但不拥挤,自由自在的。较好的位置是靠窗户,这里看两岸风光方便些——我找到一个这样好位置。

船顶是一个平台,从这里看景色可以饱览无遗,白天太阳大,晚上江风急,有兴致的人不多,一般都是站在船沿观光而已。

轮船驰出武汉,江面和视野开阔起来。两岸是影影绰绰的村庄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凡是树林稠密处,便可见房舍和炊烟,而那平川一望无际,没有一座土丘和山峦。

宽阔的江面使人望而生畏,渔船显得小的可怜。

“你看!你看!那是什么东西?”有人惊叫起来。

“嘿,那是江猪,长江黑多的是!”有人说。

果然,在江心水里,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浮动,远远看去约有篮球大小,那是江猪露在水面上的头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有人指着轮船边说。

真的,离船一丈多远也有一只江猪,它的头露出水面,两只耳朵垂下去,湿漉漉的,很象落水老鼠,懒洋洋地望望船上,忽而又沉下去,忽而又浮起来,一点也不怕人。

“这东西有什么用?”

“什么用也没有,肉也不好吃。”

“要是小船惹恼了牠,牠会把船弄翻去。”

“不知一只有多大?”

“大的百来斤,小的几十斤。渔民们最讨厌这家伙啦!”

这种江猪,沿途经常碰到,大家对它也就失去了兴趣。

晚上,我经常被清脆、悠扬的钟声惊醒。船在码头上停泊时照例拉动吊钟,那种“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风味往往使我浮想联翩。

路上经过九江便到了南京。南京是一个大码头,轮船停半个小时。我上岸走了一会,但不敢走远,眼睛不离船,生怕它“鸣”地一声开走,把我拢在石头城。码头上有油炸大对虾的小贩,都是老太婆和小孩。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虾子,炸的通红油亮,惹人喜爱。我问了一下,每只要两角钱,也许不算贵,但对于我来说,只能饱享一翻眼福,把湧到咽喉的胃水咽下去罢了……

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正是清晨。当广播里高喊:“到上海站了”的时候,我的心突然缩紧起来。因为我的船票只到南京。我拿好行李,在寻找机会,观察上岸的情况。这里是终点站,大家都从容不迫,而验票员更是从容不迫,她们站在唯一的上岸处,一个个认真的检查船票。看来,我混上岸是困难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船票弟过去。

“补票,这是到南京的。”验票员说。

一个男的工作人员闻声过来,把票接过去,立即要我办理手续。

我一句话也没有讲的,把补票手续办完后,我就踏上了十六铺码头。

 

8、天无绝人之路——揣着七分钱跨进上海滩

在十六铺街上,我找到了一个行人问路:“同志,请问到上海柴油机厂往哪里走?”

“上海柴油机厂?远哩,走不到的,要乘车还要转好几次车呢!”过路人望望我说。

我摸摸口袋,四处寻遍,找出二个两分的硬币和三个一分的硬币,这就是我现有的全部现金:七分钱!

这个时候,我十分后悔我不该投机取巧少买一站船票,结果补了票款还被罚五角钱手续费。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身上就不止是七分钱,而是伍角七分钱,那么,搭车到上海柴油机厂大约也是够了的。

后悔是没有用的。我肚饿至极,口渴如焚,而且又极想抽支烟。

突然,我眼前一亮:两边的商店里有的是旧货店,我何不想点办法?卖手表要证明,卖支水笔换它块把钱也可解救当务之急,而且,水笔这种小东西也许不会太严格吧?

我走进一旧货店,里面挂着的是皮货、毡料,摆着的发亮的、古香古色的红木家俱和各式各样的自行车,玻璃柜里都是大大小小的手表,挂表和台钟、收音机,也摆着许多各种水笔。

一看这场面,我又退了出来。我想:我这只水笔算什么?人家一开口:“不要!”岂不难为情!

我侧头看看,杂货店里各色各样的香烟,琳琅满目的糕点;饭店里玻璃厨窗里挂着黄灿灿的烤鸡烧鸭,红光光、油亮亮的叉烧、卤味真使人垂延三尺!

要是今天找不到柴油机厂,吃住如何是好!我终于又一次鼓起勇气进旧货店。一个瘦高的营业员站在柜台里无事可做,两眼直瞪瞪地望着街上。

“同志……”不知是肚饿无力还是手中买卖太小,我的声音很小。

那位营业员仍然盯住外面,似乎没有听到。

“同志!”我略略提高了嗓门。

“嗯?”他总算听到了。

“卖只水笔给你们,要不要?”我小心地说。

“要!”他仍然是一个单词。

“怎么要法呢?”我又补了一句。

“凭单位证明。”他眼睛还是望着门外。

“其他证明呢?”我追问。

“不行。”他仍然盯住门外,紧闭上那簿簿的嘴皮。

我知道再多说也没有用,便退出旧货店。

街上热闹起来,公共汽车、电车、货车、轿车往来如梭,行人也十分拥挤,骑自行车的也不少。

我一边走,一边考虑着下一步怎么办:没有车费如何到达上海柴油机厂?我想,第一是要弄清这个厂在什么地方,有哪几路车可以搭到哪里?

我又向几个过路人打听了一下。原来,上海柴油机厂在鹰翔路,中间要转两次车,其中一次是在五角场。弄清了路线,心里踏实了,既使无钱搭车,我步行也得走到那里。

口渴难耐,我就在一个小茶摊上卖了一杯茶,花了两分钱。口渴是暂时解决了,烟瘾也极难克制,又花了两分钱买了一支“大前门”香烟,如狼似虎地吸了几口,颇觉爽神。

在十六铺的电车站,我上了电车,这个车是两节,只有一个售票员坐在前面,我急忙一闪身向后面车厢窜去。居然是有空坐位,我找了个与售票员见不到面的地方坐下,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心想:“到了终点站就下车,然后又搭车到五角场,再然后又搭到鹰翔路……”

“同志,买票!”

我吓了跳,原来是售票员站在我面前。他这一声,把我的如意美梦打破了。我把手中的三分钱递给他。

“三分钱?到哪里?”售票员似乎有点惊奇。

“就到前面。”我居然很镇静。

售票员给了我一张三分票,走了。我想:“躲开他,不下车。”我急忙换了一个坐位,让别人挡住我。

可是,这也是枉费心机。售票员大约知道我是一个外乡人,怕我错过了站,车一停下,他便走到我面前,客客气气地说:“同志,下车了。”

我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了车。

现在,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

现在,我唯一的办法便是步行到上海柴油机厂。俗话说:“路在嘴边”,只要嘴巴勤快一些,总还不会迷路的。

我默默地走过外滩,走过提兰桥,走过不知名的街道。在一些街道上,碰到一些头戴藤帽、手执钢矛的工人站在街头和胡同口。

“绕道走,绕道走!这里搞武斗!”好心的人说。

其实,只不过是戒严罢了。沉寂、紧张,但没有呐喊,没有格斗的呼啸。

不知走了多远,路牌告诉我已经来到延安中路的一处路口。我站在路口准备找人问路,两个小青年边走边说着横过马路,正好经过我面前。

“咦?”其中一个惊奇地望我。

“毛头!”我脱口而出。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毛头说。

“我五月就出来了。今天刚到上海,现在去柴油机厂找姐姐。”我简单地说。

“哦?好远呢,要坐车才行。”毛头说。

“老实讲,我身上分文无明,没钱坐车。”我说。

他沉默了一下,说:“你去找我姐姐吧,她住在一个师傅家里。”

我问:“在什么地方?”

他指着对面街上一个楼房说:“就是那里,进去,上楼走到最后一个房间就是了。”

我告辞他走过马路,进胡同,走进那间楼房。看来,这间楼房原来并不是宿舍而是一个货栈,后来马马虎虎地改造一下当宿舍用。老实说,在进入这间大楼时,我是想过一下的。

毛头的姐姐小刘和我妹妹在一个厂工作,也是我小学的同学,小学毕业后并无来往。她人长的相当漂亮,是舞场上的风云人物,传闻几个华侨青年为争夺她大打出手,结婚不久就离婚了。总之,现在去向她求援,我心里有点犹豫……

大半天茶水未沾、粒米未入肚,实在饥渴难耐。我想:我不过向她借几角钱罢了,又不是去追求她,有什么可以犹疑的呢?

我走上楼,走到过道的尽头,果然看她在房门口补衣服。

“小刘?”我说。

“哎。”她抬起头来,显然很惊讶:“你也到上海来了?坐一下。”她端了张矮凳子,我也在房门口坐下。

我简略地告诉她,我出来的情况,原来,她比我出来的更早。

“你妹妹出来了没有?”她说。

“没有。”

“我出来太久了,很想回去,可是没有车。”她叹了口气说。

“听说五月十七日,工总把榕城饭店给炸了,死了不少人呢。”我说。

“唉!不晓得哪天才回得去呢!”她又是一声叹息。

“有什么办法呢?”我问自己,也是问她。

她说:“你一个人来上海的?”

我说:“是的。”于是,我委婉地说到我的现况,最后,提出了借钱的要求。

“走路是走不到的,好几十里呢!”她说?接着,她又问:“你要多少钱?”

“有几角钱搭车就行了。”我说。

她进房里一会拿着一迭角票出来说:“只有九角钱,够不够?”

我说:“大约有五角就行了。”

“一起拿去吧,总要吃点东西。”她说。

我接过钱,又坐了几分钟便告辞了。出门后,我心里突然感激起来。我以为,她完全可以告艰,因为她也是寄人篱下呀!

有了钱,心里开朗了。我在食品店里吃了一个饼子,买了一包香烟,又走了一段路才搭上公共汽车。

在鹰翔路下车,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走了一段路,到了柴油机厂,我心里透了一口气。

传达室问明了我从何而来,要找何人后,叫我在接待室里坐下,他打电话进车间找人。一会,传达告诉我:我要找的人已经下班了。

“宿舍在什么地方?”我又急了。

“瞧!过了那条小河,对面有个工农新村,你去打听一下他住哪个房吧。”传达耐心地指点我。

我在那个庞大的工农新村转了好久,所问的人说,不认识这个人。这个时候,天已经昏暗起来,有的宿舍亮起了灯光。

我好不容易才问到一个知道姐夫的人。他说:“他结婚后搬家了。厂里宿舍不够,他住在火电站宿舍。从这里过去两三里远。来,你看,就第三幢楼上。”

可以看得到房子的窗户,当然不算远。我又向前走。

在岔路口,有一个人走到我前面,也是往那方向。

他身材略见高大,衣着朴素,走起路来略有点罗圈腿 ,而且似乎有鼻膜炎,不时“哼”一声。

我心里一动,似乎对这两个特征有点熟悉,很像姐夫!但我怕闹笑话,不敢乱招呼。我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中间拉开一定的距离。

路不长,一会就到了。这个人在第三幢上了楼,窗户里闪过他的身影,他走进了一个房间。

于是,我对准那个窗户叫我堂姐的名字,那个人伸出头看了看,又缩了进去。一会,“芭姐”居然也出现在窗口。

我心里一阵狂喜:“找到了!总算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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