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PK胡适 “打虎大师”和“限虎大师”对掌
黄 麟
去年八月五日，李敖先生曾作了一篇《被高估的大师》，隆重推他的老师胡适出来，跟鲁迅先生叫板。我看不过眼，乃作此篇，再向李大叔再讨教几招。
在《被高估的大师》中，李敖先生又一次手持小棍，在鲁迅面前舞将起来，抛出了他的又一个高论：鲁迅是“高估了的大师。”这里面，李先生实际上搞了个“一箭双雕”：（一）鲁迅是被高估了的大师；（二）胡适才是真正的大师。李先生的枪法套路，招式平平，似乎没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许多读者早就领教过了。李先生指望“一箭双雕”，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就象到魏忠贤家里找处男，可能性不大。
分析如次。
一、鲁迅是被高估的大师？
在《被高估了的大师》一文中，李先生认为，鲁迅只是谴责全体中国人，不敢骂个体，不敢骂政府当局。他说，“鲁迅在批评人的时候，除了对胡适这些人以外，他大部分都说中国人怎么样，在鲁迅的书里面，我们看他都是泛指，一般地指到了整个的中国人是这样子，中国人是这样子，而不针对哪一个真正该谴责的中国人，他去谴责，或者针对哪一个该谴责的党，他去谴责，不是的，他老是在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他垫背，为他承担他所攻击的，全面性地承担，应该谴责一部分人啊，他没有，他谴责全体。”
不难看出，李先生的看法，要么是混水摸鱼，要么是浅薄无知，信口雌黄，不讲辩证法。
让我们看看，鲁迅到底是不是只是“谴责全体”，而不敢谴责“真正该谴责的中国人”和“哪一个该谴责的党”。
A 鲁迅不仅谴责全体，也谴责个体
首先，鲁迅先生从来不会一棍子打死全体中国人，谴责全体中国人。鲁迅和那些“子大嫌母丑”的怨天忧人的国人完全不同。他对那些悲天怜人，失掉了自信的中国人，还作了严肃的批评。请看看他的一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不错，有时他会用全称，说我们中国人怎样怎样，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对民族劣根性的批评，鲁迅是毫不留情的，既解剖自己，也解剖有这些毛病的中国人。他弃医从文，就是因为“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见《鲁迅自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鲁迅先生的本意，就象一个医生，要医好病人，首先要找出病因，然后对症下药，使我们的“东亚病夫”，能够独立自强起来。李敖先生这时却跑来大骂医生说，“怎么老是指手划脚，说病人怎么样怎么样，能医就医，不能医就快滚蛋！”我敢说，谁要是见了李先生此举，肯定会掩面窃笑，因为真理在医生手里。依我看，李先生这样子装疯卖傻，是别有深意的，他自知单枪匹马一个人去拱倒鲁迅，胜算眇茫，所以平白无故拖上“全体”中国人，无非是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来骂鲁迅，为自己拉票。也许鲁迅早就知道有人会这样钻空子，骂他“遗责全体”，所以在批评“十景病”的时候，鲁迅就给李敖们打了一支预防针：“我们中国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有一种‘十景病’……”{见《再论雷锋塔的倒掉》}。显而易见，鲁迅是绝少使用全称的，和柏杨骂丑陋的中国人，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截然不同。
其次，鲁迅对“真正该谴责的中国人，是决不会笔下留情的，更不会“躲闪”。不仅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两面三刀的“同道”小人，鲁迅都是毫不留情地加以遣责。象对章士钊、陈源这些“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许多时候，鲁迅大都是指名道姓，没有半点含胡。章士钊是当时的教育总长，是鲁迅的项头上司的上司，鲁迅一样骂他。被鲁迅骂过的人物形形色色，有把持文化教育方面大权的国民党大小的官员，也有一大帮见解不同的“闻人”墨客。其中，有许多是“重量级”人物，包括郭沫若、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和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等一大批，都和鲁迅有过论争，留下了许多似乎讲不清的“历史公案”。然而，死者了也，生者千方百计为自己驳辩；历史却自有公论。经过几十年时间的冼刷，今天看来，抛开个人恩怨不说，单从思想立场所站的角度和高度，绝大部分“旧案”，真理仍然毫不客气地站在了鲁迅一边。
B 鲁迅敢于同国民党对干
至于“哪一个该谴责的党”，鲁迅用他犀利的文笔，和国民党执政当局，也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可以这样说，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后期那些充满着战斗性的杂文，几乎没有一篇是没有针对性，没有一篇不是遣责政府当局的。一九二九年以后，鲁迅的身体健康不太好，但他仍然冲锋在前，为革命为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三一年发表在美国《新群众》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就是和执政当局对着干的。用“黑暗中国”一词，几乎是等于一竿子到底，把执政当局“一锅端”。李敖先生骂陈水扁，骂连战，但我没有听到他够胆骂“黑暗台湾”。在该文中，鲁迅说：“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书店只好出算术教科书和童话——因为至尔妙伦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经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指湖南军阀何键}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尊严了。”
在“友邦惊诧”论，鲁迅先生同样指名道姓骂了国民党治下的“国府”：“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口口声声骂的也是统治者：“统治者也知道走狗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辑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
还有《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更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历史的发展进程，再一次准确无误地证明了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伟大。鲁迅的年谱，还有一段话李敖先生没有看：“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杨杏佛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鲁迅为了抗议当局的暴行，冒着生命危险，去为杨送殓，不仅用笔骂，而且用行动和国民党“横眉冷对”，指向千夫。这样的干法，算不算有“风骨”呢？可以这样说，鲁迅的杂文，就是在无数次的论战中日臻成熟起来的。特别是到了晚年，鲁迅最终站在了时代的前列，站在历史的制高点，高屋建瓴，独领新一代文章的风骚。当我们说到屈原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李杜的诗歌，苏轼的散文……一路数下来，就是鲁迅的杂文。能够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水平，能和此前真正的文学大家比肩的，唯鲁迅一人。骂人“骂”到这个份上，算不算有“风骨”呢？
由此可见，李敖先生这位把唯物史观看成是玄学的大师，开张经营的是地地道道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有限公司”，这样的“大师”，确实是“大”不起来的。
C 鲁迅的革命诗李敖的铜牙铁齿一句也啃不动
在后面一段文字中，李敖先生居然异想天开，从鲁迅的诗中下手，指望能反戈一击，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迅速打开“局面”。我在《建议李敖先生去黄鹤楼露两手》一文中，曾经对李先生的诗才作了评估。李先生的诗才，在改余光中的诗时我们就领教过了，我实在是不敢恭维的。在李先生所举的例子中，他把鲁迅的诗完全读反了，一方面，主要是他的眼光实在太差劲，太烂太臭；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先生公开对大家说过的，就是他这位自大狂先生，有个“闻过则喜”的毛病。要是他听说谁谁出了什么差错，谁谁得了癌症，谁谁出了车祸，他就会高兴得眉开眼笑 ，欣喜若狂。所以李先生读诗，最后不读出一些“过”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首诗，大陆的中学生都会读，偏偏我们的李敖先生不会读。我们知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目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是方法手段。李先生却偏要倒过来读才解气。李先生这样读诗，难怪会读出如此这般的水平来。“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是鲁迅一九三三年写的《二十二年元旦》中的两句。前面的两句是：“云封高岫护将军①，霆击寒春灭下民。”前两句李先生可能知道鲁迅指的是蒋介石在庐山设立总部，为了更方便“灭下民”专用的。所以不敢读出来让我们看，因为一读完全诗，得不到他需要的那个效果，没有了“那种有点酸溜溜的文人的语气”。另外，李先生在第三句中，还偷换了两个字，原诗是“到底不如租界好”，李先生换成了“依旧不如租界好”。为了达到拱倒鲁迅的目的，我们的李敖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不择手段，刀砍斧戳，连下流文人的起码的文德也不要了。此种“风骨”，套用胡汉三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高，实在是高！”
鲁迅写的诗不多，但多数的诗篇，象他的杂文一样，挟着时代的风、雷、电。下面我随便列出几条鲁迅的句子，让李先生啃它一啃，看看有没有革命的味道：
——心事浩芒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竦听荒鸡偏［门臭］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
上述的句子，如果李大叔仍然有本事啃出“酸溜溜的文人的语气”，那才叫“牛，真牛！”。
D 鲁迅没有参与菅救陈独秀事出有因
紧接着，李先生这位颇讲“风骨”的老先生咽口唾沫，话题一转，又跟我们大谈起风骨来：“鲁迅这个人的所谓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这个风骨，有点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李先生说，“在陈独秀被国民党抓起来的时候，鲁迅不但不能像胡适这样子去救陈独秀，反倒用他一贯的讽刺跟清凉话来讽刺陈独秀。我们知道，陈独秀先后四次被捕，胡适为了营救陈独秀，的确是出了大力的。为什么鲁迅没有出面呢？据史料分析，一方面，有胡适等一大批人出面营救，鲁迅的作用，不见得会比胡适大；更重要的是，鲁迅不会去凑这个热闹，这样的顺水人情，以鲁迅的品格，断然是不会去做的；一方面，鲁迅对陈独秀的看法，应当说和当初大家一起办《新青年》时，有了质的改变。陈独秀在建党，新文化运动方面，是有大贡献的。所以鲁迅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这里鲁迅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是谁呢？就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当时，“《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后来，陈独秀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不听毛泽东等一批正确的共产党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同国民党妥协，结果共产党几乎被国民党清冼掉。陈独秀不仅没有了革命者的卓远识见，小节也不行。一九一九年三月发生的“教授嫖娼案”，主角就是陈独秀。北京还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搞得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只好免去了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并迫其请假离职一年。本来嫖娼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陈独秀既然加入了“进德会”，自当遵守会规。不能既想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所以，陈独秀的行为，为当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所不耻。一九二九年的那次陈独秀被捕，不是党的领袖被捕，也不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被捕，而是一个脱变了的革命者的被捕，是咎由自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鲁迅是从不让步的，所以鲁迅写文章时，用他惯用的笔法，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陈独秀政治眼光的短浅（基于陈独秀右倾主义的错误，党中央后来坚持要陈做检讨，陈没有做，最后共产党宣布开除陈独秀出党），在心里实际上是对这位学长更多的是“衰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恰恰反映了鲁迅性格中耿直的一面。鲁迅此举，我认为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更不是落井下石。
二、胡适才是没有被高估的“大师”？
A 鲁迅是打虎大师，胡适是“限虎大师”
平心而论，胡适在学问素养上，也许达到了大师这个层面。然而他能拿得出手的出类拔萃的传世之作，似乎没有。除了那三十六个博士头衔，除了写在黑板上那个“胡说”的笑话之外，胡适给读者留下的有点思想、好记一点的所谓“名言警句”，似乎没有多少人讲得出来。而且，在思想性，革命性方面，他也远比鲁迅逊色，不在同一个档次。他这个大师，和鲁迅这个大师，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用温和一点的讲法，叫做政见不同。他上了蒋介石这艘日渐沉没的破船，却以为这是一艘能驾长风破万里浪的好船，便义无反顾跟到底，一直跟到台湾，六十年初衷不改，堪称“大节不坠”。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政治识见比鲁迅短浅得多，实在太烂太臭。严格地讲，他这个大师，是属于修修补补一类的大师，不是真正的建筑大师。再打个比方吧，如果说鲁迅是个打虎大师，那么胡适充其量只能是一个“限虎大师”。什么叫限虎大师？就是希望给老虎建一个围墙，或拉个铁丝网什么的，限制一下老虎的自由，减少老虎出去伤人吃人的机会。（以前学术界都认为胡适是一个帮虎大师，是帮助老虎吃人之后怎么吐骨头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现在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态度去看胡适，其实是政见不同，各为其主，所以我意属胡适为“限虎大师”，似更准确）一个是赤手空拳跟老虎干，一个是大张旗鼓给老虎建围墙，打虎大师和限虎大师相比，到底哪个利害？相信没上过小学的读者，也不难得出正确结论：胡适博士才是被李先生高估的大师。
我们知道，象莫文蔚这样的骨瘦如柴的女歌手，讲相貌没有相貌，要身材没有身材（套用李先生的讲法，就是要脸蛋没脸蛋，要奶子没奶子，要屁股没有屁股），李敖先生却大呼美女不止；可见李先生的政治素质之高，足可以和他的审美素质相媲美。李先生给我们的“限虎大师”胡适先生喝彩，就象他声嘶力竭为莫歌星喝彩一样，仅仅是一个拙劣歌迷对一个拙劣的歌手盲目崇拜而已。本来，这位力捧莫歌星的超级粉丝，吹捧自己喜欢的歌星倒也罢了，他却偏偏揎拳捋袖，七手八脚指着喜欢宋祖英、刘亦菲的粉丝破口大骂。李先生可笑无知的地方，正在这里。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三座大山，鲁迅是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革命先锋，是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制度不共戴天的。在鲁迅的人生字典里，只有革命，没有改良二字。他把当时黑暗社会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看成了吃人不吐骨的老虎，非打倒它不可。只有抄起家伙来实行革命，“扫荡这些吃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才能“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胡适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认为反帝反封之后，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可以通过改良，使整个社会纳入一个法治的人权社会。康有为在晚清时想搞改良，为重症缠身的晚清政府开一济济世良方，其时是属于革命的；后来孙中山起来革命，代表着进步力量，康有为则由原先进步的改革者变成革命的绊脚石。胡适的观点和康有为的观点差不多，打着的都是改良的大旗，是一种静止僵化的观点。就是缺乏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不到统治阶级的不可救药，已经从量变开始进入质变阶段。胡适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以为照搬西方政治那一套，中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天真无知，自认是灌满了一肚子西式学问的胡适，最终没能把自己学问用在刀刃上。这就是胡适的悲剧。
胡适写《人权与约法》，出发点是好的。但他的主张，却形同一张废纸，此点历史已经作了证明。你的主张，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只不过是给了国民党一块遮丑布，象三陪小姐身上的比基尼，需要时就挂一下。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搞了个临时约法，也就是民国元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称“元约法”，希望用它来约束一下袁世凯的权力，结果根本不起作用；后来袁世凯他们又搞了个新约法，即是民国三年袁世凯的御用造法机构擅自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也称“民三约法”，它规定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行其职权。它实质上是一部烙上袁氏印记的个人独裁法，主要是为了加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服务。总之，无论是新旧约法，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治的问题。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辊、段祺瑞、张作霖，一直到蒋介石，无论袁总统、黎总统、冯代总统和徐总统、曹总统，还是段执政，张大元帅 （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曾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俨然成了国家元首） 和蒋总统，那一伙军阀执政，枪杆子就是法律。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制定了伪宪法，即《中华民国宪法》。所以，这次大会又称为“制宪国大”，尽管出台了“宪法”，结果中国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法治依然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什么事都是由独裁者蒋介石他们一班人说了算,人民不但没有民主、自由可言，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实践证明，老虎是天生吃肉的，你不从根本上打倒它，你跟它做什么政治思想教育，讲四书五经，讲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统统没有用。
李敖先生大吹大擂胡适敢于和国民党对干，就是这么一种干法，你说，你这个“限虎大师”，不叫做“帮虎大师”已是笔下留情了，怎么能和打虎大师相比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鲁迅向整个旧社会开战的斗士，胡适则是国民党政权的民主花瓶。他是和这个政权“同呼吸共命运”的。有时骂国民党，那只是作政治秀，小骂大帮忙，老蒋和小蒋都心领神会，是不会拿他怎么样的。胡适终其一生在国民党里算得上吃香喝辣，飞黄腾达，为官为文两不误。一九四六年“伪国大”时，蒋介石甚至提名他做总统的候选人。不过这只是胡适八面风光的表面，做狗的滋味，只有狗自己才知道。胡适不足为人道的地方，我们这里不去谈它，让李先生去说好了。
B 李大师的看家本领：观点不够，资料来凑
掉书袋是李敖先生的拿手好戏。讲到约法时，我们的李先生又故技重施，掉起书袋来，大讲特讲约法的来历。《史记。高祖本纪》中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李先生说“很多民国初年以后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搞错了。其实我们的前人讲约法三章没有错。“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这句话，中间断不断句，意思是一样的。相反，如果不断句，读起来会更干净利落一些。“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就是“与父老约定法律三条罢了”，简洁明了，没有什么疑义嘛。成语“约法三章”，即出于此。孙中山先生把约法当作名词使用，更是准确之极！你李先生高明，不妨替孙中山搞一个词出来代替约法试试，我敢说，无论李先生动用多么漂亮华丽的词藻，都比不上孙先生的那个约法的一根毫毛!
C 李大师的强盗逻辑：州官放火是英雄，百姓点灯是狗熊
我们知道，李先生是以“硬”著称的，但他却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个“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家伙。请看南方人物周刊对李先生的访谈：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一些避世办法，能让您多少逃脱一些灾难的？
李敖：应该有一些，“光棍不吃眼前亏”，这就是一种啊（笑）！我不会吃眼前亏的。我会用很多的技巧、很多的谎话来欺骗敌人，我会的，我会的（笑），不一定有效，可是我会的。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当年在特务审讯您、刑讯逼供时，您会忍着不承认呢？
李敖：是，是，那里面有很多的技巧，虚与委蛇（笑）。
一方面，自己“光棍不吃眼前亏” ，“用很多的技巧”“虚与委蛇”；一方面，却要求鲁迅脱光了膀子和国民党对干，这才是真正的“躲闪”和“圆滑”。这就是李大师的强盗逻辑：州官放火是英雄，百姓点灯是狗熊。
抬高胡适，目的是为了“放低”鲁迅。李敖先生说“今天大家捧着鲁迅，当时为什么不吭气？你可以说为什么鲁迅一定要在一九二九年吭气呢？为什么胡适吭气，他一定要吭气呢？那么好嘛，一九三零年为什么不吭气呢，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为什么鲁迅到死以前都不吭气呢？你不敢。”
闭着眼睛说瞎话是李先生的专长，上面这段话就是明证。下面我们首先谈一下为什么胡适吭气鲁迅立即“吭”他的气。胡适的做法，鲁迅是反对的，所以才会对他们提出批评，说新月社“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理直则气壮。可以说，鲁迅的话是一语中的，所以胡适不敢接鲁迅的“招”。李先生说：“如果说是鲁迅眼里新月社不够硬，而是其软如绵，请你鲁迅硬一点给我们看嘛！”请问李先生：“男人身上，什么东西最硬呢？”李先生可能会说，骨头最硬。我说，“错。阳具最硬！”套用一句广告词就是“阳具硬，才是真的硬！”阳具硬不起来的男人，骨头肯定是硬不起来的。进能攻城拔寨，退能独善其身，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才是大男人的本色，真正的硬。
鲁迅的硬，就是大男人的硬。鲁迅在写信给{当时还是他的学生}许广平时，就谈到了革命的方式方法问题：“生在麻木如中国地方，却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样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当时的中国，是强权横行，无法无天的时代。如果鲁迅按照李先生的硬法去做，项多某个山头的革命烈士碑上会多一个周树人的名字。人们就永远不知道今天作为伟大作家的鲁迅。李先生从一九三0年，一口气数到一九三五年，问鲁迅到哪儿去。现在我回答李先生。一九三0年三月，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鲁迅先生只好离寓避难。染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诽谤鲁迅“到某某党去领卢布”，此种不实之辞，如同脏水泼身，鲁迅没有法子，只好写文章加以反驳。一反驳，这帮人又说鲁迅不够哥们。正面要对付敌人。背面要应付放冷箭的“朋友”，所以鲁迅只好“横着站”。鲁迅当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一九三一年一月，左翼作家柔石，殷夫等五个作家被捕，鲁迅只好第二次暂时离寓避难；一九三三年四月，丁铃被捕，杨杏佛被暗杀，鲁迅不得不从北四川路公寓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居住。
是年六月二十五日，鲁迅致信山本初枝夫人说：“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只是不能自由地到内山书店去漫谈了……”第二年，白色恐怖愈加严重，日本友人劝鲁迅到日本暂避，鲁迅拒绝了，致信对山本初枝夫人说：“即使我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够离开中国，如果人们被暗杀所吓倒的话，暗杀者就会更加趾高气扬了。他们现在制造了谣言，说我已经逃到青岛去了，但是我却非住在上海不可，而且还要写东西骂他们，并且写了还要出版，我倒要试验一下看到底谁会灭亡。不过我也很小心，内山书店已不多去了。暗杀者，大概不会到家里来的……”鲁迅信中说的谣言，就是国民党的刊物《社会新闻》中所造的谣，他们造谣说“左翼作家胆子小脚步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 “鲁迅赴青岛”。
鲁迅后来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曾公开批驳了这类谣言：“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一九三四年八月，鲁迅再一次“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见《鲁迅年谱》）你看看，这就是鲁迅先生的“躲闪”。为了更好地和敌人干，鲁迅不得不采取打一枪换一炮的形式和敌人周旋，和当年的地下党差不多。
为了能使自己的作品能公开发表出来，鲁迅只好使用笔名，先后用过的笔名，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此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战术，李先生却骂之为“躲闪”，岂不是有点可笑？当一些投机文人正在过着舒适惬意、风花雪月的好日子的时候，鲁迅不是没有这个条件，他完全可以“躲闪”到一两栋房子里，写些不咸不谈的文章挣稿费，包几个二奶，养几个小姐，过上神仙般的日子。然而，鲁迅却义无反顾，一头沉进文字堆里，和反动当局斗争，和阴险文痞斗法，和正直文人斗嘴……所以，我觉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除了“民族魂”三个字，世上没有什么漂亮的句子可以解释鲁迅。
站在时代的高度，固守人生的道义良知和责任，用生命和热血，铸造出三个金烂烂的大字——“民族魂”。这就是鲁迅。
D 李大师出世前，鲁迅的文章就被禁得够怆
李敖先生大约发现鲁迅后期没有什么“巨著”面世，所以大口一张说：“胡适是勇敢的，可是鲁迅差得太远了。”在这里完全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鲁迅更多的优秀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被国民党禁掉了。
翻看鲁迅当年写给友人的信件，许多文字都是骂国民党当局禁书之恶的——
“今晚才知道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致赵家壁》1934年12月）
“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于还连累刊物……今年设立的书报检查处，很有些‘文学家’在那里做官，他们虽然不会做文章，却会禁文章……我新近给明年的《文学》写了一篇随笔，约七八千字，但给他们只删剩了一千多字，不能用了……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见《致刘炜明》1934年12月）
“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看看去年所作的东西，又有了短评和杂论各一本，想在今年内印它出来，而新的文章，就不再做，这几年真也够吃力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见《致肖军肖红》1935年}
“《文学》三月号刊出的拙作，也大被删削……我们是带着锁链跳舞的。”（见《致增田涉》1935年）
还有许多类似内容的句子，这里不再列举了。李先生最好走进鲁迅全集，看看鲁迅到底“躲闪”在哪里。三十年代鲁迅在逝世的前五六年，鲁迅创作了《二心集》，《三闲集》、《两地书》、《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杂文集；修正出版了《故事新编》和〈中国小说史略〉；此外翻译了果戈里《死魂灵》，译《毁灭》，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译《药用植物》和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等著作。此外鲁迅还校、编了一大批文学刊物和作品。尽管国民党采取严酷的禁书政策，鲁迅晚年的战绩还是辉煌的。数量不算少，质量也堪称上乘。特别是他的杂文，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颠峰之作，也毫不为过。
不难想见，我们的鲁迅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不断变换着斗争方式，即使是“带着锁链跳舞”，也不忘了“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和敌人干到底。在《鲁迅全集》里，只要李先生肯纡尊降贵随便翻一翻，就会看到一枝枝射向国民党当局的“匕首和投枪”，你李先生尽管可以说鲁迅的东西统统是轻飘飘的没用的稻草，但国民党偏偏害怕鲁迅的“稻草”。而这样的“稻草”，胡适之先生是永远没有本事种出来的，那怕他的头上戴有多少个博士头衔，也无济于事。究竟是谁“勇敢”，又是谁“差得太远”呢？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鲁迅：“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
我觉得，这位仁兄所说的话是中肯的，也讲出了我此时此刻最想讲的话。他的话和毛泽东讲的话，内容不尽相同，全都讲到了骨子里，是真正的英雄所见略同。难怪毛泽东会把汉字中最圣洁的句子，都送给了鲁迅，老人家动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等圣人！”天籁之声自天来，善哉妙哉痛快哉！
E 李先生患有重度红眼病，建议早点上眼药水
最后李先生说“鲁迅死的第二年，就有全集出现了，到今天胡适没有全集，鲁迅在文革的时候，鲁迅的书一本书都没有查禁啊！鲁迅的书到现在，没有一本被查禁啊！”颇有点死缠烂打的味道，实在不值一哂。表面上是为胡适鸣不平，其实是为自己哀叹：天啊，我《李敖大全集》何时才能抢滩大陆啊！同样是做食品生意，人家的香肠生意兴隆，供不应求，你的一大堆臭鸡蛋摆臭了蓝子也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做的是赔本的买卖，于是生意萧条者只好暗地里使绊子，极尽损人之能事。我们的李敖先生，大约就是这么一个心理。但是，不管李先生如何大喊大叫：“鲁迅在文革的时候，他的一根臭香肠都没有卖剩啊！鲁迅的臭香肠到现在，还是没有一根卖剩啊！”，都没有用，人家的“臭香肠”依然吃香得很，七十年的名牌金枪不倒，在品种繁多的食品购销市场中势头不减，一路风骚，深爱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F 还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李大师去做
大家知道，李敖先生是资料专家，是博而不“专”的，比收破烂收旧书报的老头高明许多就是了。资料有真也有假，真理不一定全是靠资料说了算。更何况，资料是死的，人是活的。岳飞、袁崇焕……这些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就是被躲在阴沟角落里的奸臣用“资料”整死的。再过几十年，我们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从书堆里翻出一堆能够证明李敖先生是太监的“资料”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李先生曾公开说过，他的性功能不行了：“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这短短十个字，如果用李先生的办法，就可以得出李敖是太监的结论，因为他自己曾说过“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话嘛。天亡我，就是天生的太监嘛。
李敖先生大约是翻他那堆旧资料时，没有发现鲁迅硬打蛮干，指着某个国民党要员的鼻子破口大骂的照片和文章，所以断言说鲁迅不敢和政府当局对干。其实我这里还有一笔“大生意”，敬请李先生放手大干一场，去赚它个盆满钵满。现在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月，正是大好时机。那就是向朱德，彭德怀这些老八路下手，骂他个一无是处，肯定会博得满堂彩。什么八路军总司令，副司令，狗屁！我李敖无论是去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是去中国军事博物馆，都没有找到有关朱德、彭德怀干掉了哪一个狗日本的资料。我们的八路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时候，朱彭两个老家伙却在远离战场的房子里喝茶下象棋，装腔作势指指地图……你说你抗日，你抗一个给我李敖看看啊。没有嘛，对不对。白纸黑字，历史是靠资料说话，你说你是抗日英雄，你至少抗一个小日本给我们看看嘛。
不过，我要拍拍李先生的肩膀，生意可做，港币容易挣，但上街时千万小心一点。不然的话，碰见朱德、彭德怀这些老八路的后代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些“小八路”可不管你李先生屁股底下塞着多少多少本长篇巨著，轻则往你脸上吐口水鼻涕，重则往你身上扔大石块……无论小八路“什么的干活”，我看都不是没有可能。
此文临收笔之际，似乎还有一点余兴，于是作诗一首，题为《李敖贬鲁褒胡，没戏！》，作为结束语，与李先生共勉：
李氏大师井中游，
敖骨无存气斗牛？
贬损极尽鲰生事，
鲁迅大名垂宇宙。
褒贬自有历史定，
胡适亦在地上羞。
没事岂能乱戳笔？
戏说滥编稻梁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