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之争：鲁迅之死的一个外因
黄 麟
今年是“鲁迅元年”，即鲁迅生诞辰125周年和逝世70周年。闲暇之余，捧读鲁迅全集，重温当年鲁迅与周扬等人围绕两个口号论战的那段历史，觉得体弱多病的先生陷在冠冕堂皇的“窝里斗”的旋窝里，活得很累,很无奈，一点也不好玩。但是,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格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历然在目。
一九三五年，日本军阀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小日本磨刀嚯嚯，准备对中国动手，战争迫在眉睫。是年，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打破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此同时，反“文化围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以“一二九”运动为新起点，北平、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抗日的风暴。
两个口号”之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两个口号之争，主要是指周扬主张的“国防文学”和鲁迅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当时，周扬是我党国统区文化界的实际领导人；而鲁迅，则以其巨大的声望，座居文学江湖的“大哥大”地位。
1936年，周扬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认为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创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中之最中心的主题。
正当周扬等大力提倡“国防文学”的时侯，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存在“不明了性”，让胡风于6月1日发表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后双方就两个口号属优属劣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论战。
现在看来，两个口号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爱国的、共同对敌的口号。但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法相比，“国防文学”的口号虽然“简洁明了”，却有诸多“软肋”。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抱病先后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对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的提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进一步强调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并苦口婆心地跟徐懋庸那帮人作了解释：“ 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
在这里，鲁迅正确地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同时认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
有研究者则提出，国防文学明显存在着右的错误和宗派主义倾向。他们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提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土，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们以是否赞成国防文学作为加入联合战线的条件，宣称凡是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其敌人，并错误地把当时的文艺划分为国防文艺和汉奸文艺。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
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周扬等人把持的《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则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间双方发表的论战文章，竞有四百八十篇之多！出现了“两个阵容，一条战线”的不正常的状况。
文革期间出版的鲁迅著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注释充满了“文革”味，上纲上线，把周扬当成了彻头彻尾的“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进行批评，认为他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抹杀阶级矛盾，出卖无产阶级领导权”，而鲁迅，则“打中了周扬一伙的要害，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正确文艺路线，同周扬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把鲁迅和周扬等人的内部矛盾上升为敌对矛盾，此种牵强附会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
但是，应当说，当年周扬等人对待鲁迅的态度，是错误的，不够哥们的。周扬对鲁迅的态度，有点象当年新四军的项英对叶挺态度。周扬太过于看重了自己手头的“实权”了，完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把鲁迅“架空”。搞文化不象搞军事，谁对谁错一下子难以论斤秤两，天也不会一下子塌下来。周扬敢干同鲁迅pk，他的“底气”就在这里。打仗则不同，要是你出错了招，无论你花言巧语舌吐莲花，军事理论讲得头头是道，敌人却不吃你一套，到头来连小命也得丢掉。陈毅批评项英说“六根不净，输得干干净净”，项英最后自己玩完了自己，教训不能说是不深刻的。两个口号之争，抛开个人恩怨不说，单从理论的角度，我觉得，直到今天，真理依然毫不客气地站在了鲁迅先生一边。
文学创作，当然不是光喊几句口号就可以万事大吉。口号之争，本身就是“虚”的，表面上是理论之争，认识之争，实质上是“文坛座次”之争， 是周扬“捍卫”他的文坛领导权威的一次大动干戈，是一个青年文学家对一位文学前辈的显示实力的一次文字游行大示威。
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与鲁迅共同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中共第二代领袖瞿秋白，甚至把鲁迅当作了严师诤友；后来是冯雪峰负责做中共党与鲁迅的沟通工作，更是以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而周扬，无论从党内的资历还是党内担负的责任来说，都是初出茅庐的后生小辈，而他那种"大权在手，唯我独尊”的"元帅"作派让鲁迅先生非常反感。更多的时候，周扬俨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坛元帅自居，平时深居简出，有事要么约鲁迅出去谈话，要么通过第三者去传话，有时是请茅盾，有时指派叶紫或者徐懋庸。鲁迅对周扬这种傲慢态度自然不会感到痛快，他屡屡讽刺周为“元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
周扬长得一表人才。也确实为党的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但是，当年的周扬为了在论争中“胜出”，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文学家甚至随心所欲地脱离了字面的意思，想当然地把国防文学的内涵任意夸大，“泛化”。如果接照周扬的解释，两个口号实际上大同小异，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大张旗鼓地论争。显而易见，如果他对鲁迅真的如周扬后来的回忆文章所说“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话，这次论争完全没有必要大打出手，愈演愈烈。周扬等人不甘示弱，不外是通过这种论争方式，强调自己才是真正的能够一呼百应的“文坛领袖”，扛着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大旗冲锋陷阵的““文坛霸主”。
有人以为鲁迅是毛泽东“捧红”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须知，一九四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毛泽东还蹲在陕北的穷山沟里吃糠咽菜闹革命，还是一个“土匪头子”，共产党本身前途未卜,毛泽东的话还谈不上一言九鼎。毛泽东对鲁迅的“酷评”，不外是高屋建瓴，道出了一个伟大读者的心里话罢了。鲁迅的伟大，首先是客观存在。毛泽东只不过对鲁迅精神做了最中肯的概括。建国后，还有人对毛泽东封给鲁迅的九个“最”不服气，想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鲁迅前面，为“排位”问题专门请示过周公，周恩来坚决否定了。周公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的旗手，其作用谁也替代不了的。
一句话，鲁迅在“国统区”文学界的“大哥大”地位，是靠自己打江山、靠自己的作品挣来的。恰恰相反，周扬手中握的却是“长方宝剑”，他的领导权才是“御封”的。所以，这场大论争，往白里说，实质上是一个26岁的“文学新贵”和一位56岁的“文坛老大”的大pk。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王明指令“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肖三给国内写信，认为“普罗文学”的口号造成关门主义，提出解散“左联”。这封信通过鲁迅转给了“左联”党组织的领导人。鲁迅认为，“左联”不必解散，它可以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核心继续存在；如要解散，亦应发表宣言。可是，“左联”的一些领导人根本没有尊重鲁迅的意见，在一九三六年春解散了“左联”，也没有发表宣言。说他们“架空”文坛的总司令鲁迅，一点也不过分。
最后，徐懋庸写给鲁迅的信，把这场论争推向了“白热化”。作为周扬的“得力将佐”，徐懋庸为了“说服”鲁迅，徐懋庸不惜造谣生事，向鲁迅先生打小报告，大讲胡风、巴金和黄源等人的坏话，把一场文学论争似乎弄成了口舌之争：“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徐懋庸在信中口口声骂胡风、巴金、黄源他们，其实是向鲁迅下战书，公然“单挑”鲁迅。鲁迅对周扬等人拉帮结派、挑拨离间的的行为是痛心疾首的：“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中国共产党高层把鲁迅当作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周扬他们却当作一块可有可无的招牌，连这种摆摆样子的事情都不肯给鲁迅一点面子。党内多次指示要尊重和爱护鲁迅先生，但周扬等人却不当一回事。他们表面上对鲁迅毕恭毕敬，背地里却含沙射影，谩骂有加。他们在报上诬陷鲁迅，鲁迅写出公开的答复文章，他们便对鲁迅说：“你的名誉这么好，损你一下有什么打紧嘛。”每次看到鲁迅的反驳文章，他们总是躲在背后掩面窃笑说：“看，老头子又发牢骚了！”。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本身就是一个“虚衔”，不能参与文艺行政的具体事务，需要的只是一种礼节性的尊重，周扬、徐懋庸等人非但不肯给先生这点面子，还想方设法搞小动作，胡弄鲁迅。这些“阴面战法”让鲁迅无所适从。所以，鲁迅当时内心的愤闷和痛苦，可想而知。
鲁迅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目睹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任人宰割，希望“从大处着眼”，用自己的一枝笔，开一济悬壶济世的良方，唤醒沉睡中的国民，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苦难深重的锁链，变得民主、自由和富强，真正讫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并义无反顾，投身到进步的文化实践活动之中，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一代文雄，鲁迅在当时早已名重于时，有很大的名气和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也比一般的文学青年要高得多，算得上中产阶级了，应当说不存在争名夺利问题。鲁迅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党争，这也许是他不肯介入任何党派的一个原因。
鲁迅晚年对周扬他们的德行，可谓深恶痛绝溢于言表.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就明确提出了必须更换徐懋庸的“领导权”问题：“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
翻看鲁迅后期的杂文和书信，不难发现，周扬等人，对于鲁迅，基本上是一利心照不宣的“利用关系”。此种关系，让鲁迅如芒在背，苦不堪言。
一九三五年鲁迅给肖军肖红去信，谈及了这种利用关系，厌恶之情跃然纸上：
“……是人要我来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得很。前后地对照，真令人要笑起来，但他却一本正经，说得一点也不自愧。”
鲁迅发表了《半夏小集》一文，用讽刺的笔法，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周扬等人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借革命与营私”：
“Ａ：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Ｂ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Ｂ：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Ａ：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Ｃ：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
后来的许多鲁迅研究者，把鲁迅和周扬等人的“过节”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外是“文过饰非”。看一看鲁迅“出离了愤怒”的言论，就不难看出当年鲁迅和周扬等人的矛盾，确实闹得相当紧张，几乎到了“剑拨弩张、刺刀见红”的地步。难怪鲁迅会说出这样发火的话来：“……我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本来鲁迅奉行的是“遵命文学”，唯中共党的“指挥棒”是从。但你把人家当作了可以让自己随便摆布的木偶,此种态度，当然不行。鲁迅后来曾怀疑徐懋庸庸等人是混进中共党的“内奸”。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鲁迅先生在两个口号之争中有着难以言表的切肤之痛。在鲁迅的后期文章和书信中，先生对周扬等人的批评，可说是俯拾即是。鲁迅多次称周扬他们为“奴隶总管”、“破落户的漂零子弟”、“白衣秀士王伦”、“横暴者”、“指导家”、徐懋庸式的青年”、“英雄们”……。鲁迅还认为，周扬这些人的“阴面战法”，比明枪更可恶：“倘有同一菅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两个口号之争极大地损害了鲁迅先生的健康。因为不得不论争，鲁迅的一些文章，甚至是口授给别人写出来的。如《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就是他人代笔的。不久,鲁迅就病逝了。在我看来，两个口号之争可以看作是鲁迅先生病逝的一个重要内因。不然的话，先生是很有可能再活长一点的。
解放后，两个口号之争一度被“淡化”。由于周扬等人仍然占据了党的文艺领导者的高位，有些人甚至成了“称公道老”式的“文化巨匠”，占据着文艺的各个山头。他们和鲁迅当年的论争，都被活着的当权的当事者，或他们的得意门生，左一篇右一篇"声情并茂"的回忆文章,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种种借口，为他们当年的行为开脱,淡化或掩饰了当年鲁迅和他们之间的那段真实历史，真相不同程度地被扭曲了。好象他们和鲁迅先生之间的论争，完全是小菜一碟，一场小打小闹的误会。包括周扬在内的某些人的回忆录，心安理得地宣称自己是何等的尊重和敬爱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把鲁迅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长者看待，甚至标榜自己是鲁迅先生的信徒。周扬本人曾写出了这样的诗来“概括和表达自己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横眉俯首，百代宗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还多次对身边的人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许多人当年把骂鲁迅当成晋身的资本，鲁迅死后则又把拥鲁作为护身符。文化政客的“形象”呼之欲出。
涂光群曾写过一篇《中共两支笔——胡乔木和周扬 》，文中说到了听周扬讲话：“……话语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议论风生，随意发挥，没有明显的逻辑、条理。”涂认为周的讲话，初听一两次，会觉得新鲜，听多了就感觉腻烦，因为他不再给人以新东西，常常重复自己，甚至颠三倒四地重复自己。而且，第二次的讲话是对第一次的颠覆，是个急转弯，而他两次都可以讲得自如，头头是道，慷慨激昂，甚至两次都使人觉得他动了真情。周扬是个天生的演说家，而不在学问文章。他的“应时”之作较多，能留下来的恐怕只有他早年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生活与美学》和新时期他发表的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诞辰那篇文章。
这是一篇比较客观公正地“描写”周扬的文章，称得上是周扬“文化工作者”身份的活写真。由于周扬的特殊身份，周扬的门生故旧颇多。因此，许多“身边人”的回忆文章，大都是替周评功摆好的谥美之词。然而，死者已矣。无论这些当事人拿出怎么样“生动感人”的证据，说明当年周扬他们和鲁迅的关系确实是“误会”造成的。他们可以口角春风引用鲁迅先生的诗“相逢一笑抿恩仇”，一笑了之。对于历史，许多史家向来采取的是四平八稳式的和稀泥态度，“为尊者讳”、“为贵者讳”、“为权者讳”。但在鲁迅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直到先生死前留下遗言，依然是那么横眉冷对的一句：“让他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圣人，却是“窝里斗”的失败者。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把自己的事业当作一项神圣的使命去完成。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笑鲁迅“迂腐”，笑鲁迅“笨蛋傻瓜”。鲁迅先生实在犯不着拼老命为一些事情太过较真，犯不着劳心费神去“争强好胜”，跟那帮人过不去，写几篇不咸不淡的闲适小品，挣点稿费过上舒舒服服小资生活，管他什么“国防文学”还是“汉奸文学”！而周扬，在文革中被错整，斗得够怆，被关了九年大牢，吃够了“西伯利亚的风味”的苦头，出狱后和入狱前判若两人。可说是“咎由自取”。即使文革周扬不被错批错斗，他也有可能在其它地方摔大跟头。鼠目寸光的人迟早要为自己的无知“买单”。周扬也不例外。
错宗复杂的历史往往能揭示错宗复杂的人性。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当年周扬和鲁迅的论争对立起来,把鲁迅看成是捍卫文化正确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是"极左"的观点。我们既不赞成把两个口号之争的动机无限“放大”，也反对把论争的分歧无限“缩小”。这就是今天解读当年两个口号之争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