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新京报》刊文说： “公款吃喝，一桌饭成百上千块，既浪费，又耽误时间。建议国家出台规定，禁止公款吃喝”。昨日（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发改委主任米东生建议。
米东生建议，国家禁止公款吃喝，规定公务招待全吃自助餐，“这其实很容易办到，国家出台一个硬性规定就可以了。自助餐方便、节俭、健康卫生，其实我身边很多人也不愿意耗在饭桌上。”他同时还建议，国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物业税，把这些税收的大头和禁止公款吃喝节省下来的钱用来办教育。
据其介绍，全国高中的毛入学率是66%，而云南只有46%，“云南贫穷落后，很多孩子读到初中就辍学回家，过几年又成了扶贫对象，这样的状况，三农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他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除政府财政加大投入外，还要通过上述办法，多方节省，在“十二五”期间基本普及高中教育。 你对上面这一番言论，或者会说，对于公款吃喝，你到底有什么感觉？也许，你只会摇头，仅此而已。
公款吃喝恐怕难以引起国人争议讨论的热情了，这个话题多少有些让人感觉“审美疲劳了”。我想到前段时间，河南一地方偷拍取证公款吃喝，但那又有什么用呢？即使管住了嘴巴，能管住贪婪的心吗？
我曾听说过“河南汝南偷拍取证公款吃喝”——这一招很管用，基本上管住了那些贪吃的“嘴”。还据说，这一“奇招”也引起了争议，问及“出招”的原因，答曰：“因为这是群众反应最强烈的一个问题，也是干部反应最强烈的一个问题，甚至也是干部家庭反应最强烈的一个问题。县委班子决心以狠刹公款吃喝为切入点，要在全县掀起一个作风建设的廉政风暴。”
对于公款吃吃喝喝，那些参与其中的“食客”是何种心态？我曾看到一位纪检干部的小文，题目为《公款吃喝的无奈》，文章篇幅虽然有些长，但读来倒“饶有兴致”，我也不妨“剽窃”过来，供大家参阅： 无奈之一：风光中透支着身体
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因会议和接待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泡在饭桌上。有时谈工作只要几十分钟，而吃喝则要数小时。经常出入饭店酒楼，看起来风光，但却透支着身体。据统计，党政机关和各类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中，患高血压、心脏病、胆结石的比例要高于其它人群的两倍以上。如果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公款吃喝还是一种享受的话，那么当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经常出入饭店酒楼很难说是一件幸事。有一位乡镇负责人说，“如果不陪吃陪喝，我们工作也不算很辛苦。”一位乡村教师的话更耐人寻味 ：“你们吃的是公家的银子，花的是自己的身体 ！”
无奈之二：呐喊中渐至于麻木
人民群众曾对公款吃喝深恶痛绝。过去，基层的群众举报，有很多是检举干部大吃大喝的。而今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信访部门却很少见到此类来信了。这 里既有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恐怕也有“说也没用，不如不说 ”的无奈，人们对此已经麻木，见怪不怪了。 哀莫大于心死！这种沉默不得不令人深思！
无奈之三：觥筹中淡漠了亲情
不光是公务接待，造成领导干部疲于应酬。有时，还因为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老同学、老朋友，很长时间未在一起，于是尽可能地找机会聚聚，花公家钱不讲，有时还要利用双休日。于是，不少人经常不在家吃饭，久而久之，父母、爱人、孩子都有意见，理解的还好，不理解的还会经常争争吵吵，影响了与家人之间的亲情。
无奈之四：不公中败坏了作风
公款招待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概率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乡镇，负责人的应酬比较多，其它人员则较少。特别是一般干部，因村级取消了招待费，企业大多已改制，已没有下属单位可以去吃喝了。这种领导干部应酬不过来，一般干部机会少的状况，使公款吃喝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往往造成大多数干部心理不平衡，或消极怠工，或贺吃贺喝，或利用经办权给服务对象设置障碍，败坏机关的作风。
无奈之五：不觉中损公以利人
公款吃喝的最大得益者，是从事接待的营业单位。如饭店、宾馆、酒楼。如果一个县市每年发生的招待费是 3000万元，饭店、宾馆、酒楼则至少赚了1200万元，浪费的大约有 1000万元，真正吃的不超过800万元。饭店、宾馆、酒楼因狠刹吃喝风而经营不下去，甚至关门的情况时有发生。
无奈之六：糊涂中自已吃自已
在公款大吃大喝的背后，隐藏的是各单位巨大的财政赤字。在一些欠发达的县市，一方面公款大吃大喝，另一方面却欠发工资福利。有的只能拿基本工资，国家规定的津贴部分却兑现不了；有的增资部分退后执行，未执行的也许永远不执行；不少乡镇干部享受不到住房公积金，每人每年约损失 600元， 如从 1996年算起，每人已损失5400元。因此，欠发达地区公款吃喝所花的钱，实际上是可以发到干部腰包的钱。 如果在一个有 10000人吃财政饭的地方，每年招待费是3000万元，那么等于干部每人每年拿出3000元用于吃喝，实际上是“蜻蜓吃尾巴，自吃自”，既不利国，也不利民，更不利己。
无奈之七： 应酬中损害了根基
凭心而论，大多数领导干部并不是为吃喝而吃喝。更多的是为了融通关系，为本地区和本部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利于工作。但 个体的理性往往带来群体的不理性 ，当都用公款吃喝来改善关系时，整个社会公款吃喝之风便会盛行，本来很正常的事情，不通过吃喝，却难以办成。如果某单位或某人置身局外，损害的将是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利益，甚至个人的仕途也受到影响。可见，公款吃喝之风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败坏党风政风。糟糕的是，腐败造成的损失绝不是其腐败额度本身 ，而是几何级数的放大，最终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了我们的执政根基。
无奈之八：开支中藏污又纳垢
公款招待费用除了吃掉的外，还有很多是摆不上桌面的开支。特别是在目前普遍实行下财上管，而又无硬措施控制招待费的情况下，有的单位怕一些开支过不了关，如送礼的礼金，买服装的费用，甚至泡脚洗澡的开支，都以招待费的名义入帐。于是，“ 公款吃喝是个筐，什么费都能往里装” ，更有甚者， 以招待之名行贪污之实，公款招待成了藏污纳垢的科目。
无奈之九：困境中难觅到捷径
公款吃喝早已人人痛绝，作为一般干部，对纠正此风无能为力；作为领导干部，想改但难度太大。首先，中国人自古就有好客的习惯，只要是有客人来，便要好酒好菜招待，否则就是不热情不重视。其次，杜绝公款吃喝需要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地方改，而别的地方不改，就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在率先改革的地方，也的确出现过“上级来人‘四菜一汤'，项目资金全都跑光”的情况，因此在一些地方控制公款吃喝的文件中，都留有“ 兄弟单位和上级来人除外” 的尾巴。再次 ，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时花了很大的功夫有所见效， 但时间一长又出现反弹，最终不了了之。久而久之，很多人对此失去信心。根治公款吃喝路在何方？令人困惑。
无奈之十：改革者易成牺牲者
根治公款吃喝，不同于硬件建设 ，不仅不能立竿见影，而且还会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改革者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改革的 牺牲者 。现在人们已很少记得控制手机消费的姜瑞峰，也难以想起一身清廉，刚正不阿的吕日周。如果想想姜润峰今天的鲜为人知，吕日周离任时的凄凉，根治公款吃喝也许会令很多人望而却步。细细评味公款吃喝的“无奈”，其目的是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使大家都来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相信全社会都来重视探讨之日，也就是公款吃喝寿终正寝之时了。 我相信，这位纪检干部的“无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道出了许多“食客”的心声。那些干部或者说官员“食客”明知吃吃喝喝不是一件好事，却屡屡参加这样的请吃请喝的“盛宴”呢？我在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各种公款吃喝每年所挥霍掉的费用有如天文数字，刺痛着老百姓的神经，这个天文数字还在节节攀升。尽管整治公款吃喝已经尝试多年，为何仍走不出“整治反弹，反弹整治，再整治再反弹”这样一个怪圈；谁都知道，要想彻底刹住公款吃喝，还需从源头上堵住，如可以对政府财务制度进行改革，可以强化对财政经费的监管，也可以推行专门的银行卡，统一监控公务消费行为，各级政府为何就没有足够的勇气管住干部的嘴？
我猜测，只有一种回答能够解释我的疑问：限制吃喝抑制不了腐败的滋生和扩散，管住贪吃的嘴，却管不住贪婪的心。
许多社会的良知者早就说过这样的话：“你不让他大吃大喝，他可以小吃小喝；你不让他小吃小喝，他可以不吃不喝。你不让他吃吃喝喝，他可以旅游休闲，比如出国打高尔夫；你不让他旅游休闲，他可以“考察”项目、深入现场。总之，决意巴结官员的人是可以想出法子让官员高兴，而又让法律管不着或者不好管。”
所以，我敢武断地下这样的结论：官员大吃大喝背后隐藏着“大腐大败”，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吃吃喝喝！
我记得新华社做过一篇报道《记者暗访广东陆丰公款吃喝：最高一桌吃了15万》，文中揭露“人民大厦”的吃喝现象，如豪华菜谱，一道菜动则数千元，“房中房”最低消费1980元，最高的一晚要5000元。某些官员在里面吃饭时要小姐陪，有间叫“百万石”的包间，配备有麻将桌等赌具，有间礼品间，专门存放名贵礼品，售货员说，这里的东西是供客人吃完饭顺便带走的，都可以打入餐费。几千上万元的礼品居然可以“随便”带走。
我还想说一点，类似于“人民大厦”的吃喝不仅仅是公款吃喝，还有许多私款吃喝，一些私企老板为巴结某些官员，动则数万元请吃请喝已是家常便饭，饭前饭后的各种大款额的“表示”也屡见不鲜。
假如有一天，官员们的吃喝风消止了，官员参与那些高级场所的娱乐类消费能效消止吗？各种高消费背后的腐败能消止吗？
对于这样的并不深奥的问题，我却要打一个天大的问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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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务员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