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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8 03:45

对“钱学森拷问教育”的拷问

对“钱学森拷问教育”的拷问

——也说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杰出人才

(原创:应学俊)


2009年10月31日,一代科学大师、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走了。尽管有人对钱老生前的某些行为有些微词,尽管钱老在大跃进时确实从“科学”的角度写过论证粮食产量可以“亩产万斤放卫星”的文章,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人无完人,钱老作为科学家及其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他生前的瑕疵更不可与中国乌托邦运动的始作俑者同日而语。中国人永远铭记钱学森等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以及所有为中国向科学进军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钱学森在病榻上可以视为钱学森“遗言”的《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对中国教育发出的拷问——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尤其弥足珍贵。钱学森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应当把钱老的这一“拷问”视为毫无功利色彩的真言。钱老此番真言及其产生的效应自然与他半个世纪前曾写过的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笔者这里要“拷问”的自然不是钱老,而是关于钱老“拷问中国教育”的这件事。

一、从这里开始“拷问”

钱老的“遗言”无疑很是中肯,言真意切,也颇到位。但实话实说,笔者作为教育圈内人,对此又实在不觉得有何石破惊天之处——因为此类呼吁、论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起起伏伏绵延不断多了去了,从学者、专家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各种论文。上网随便搜索一下,呼吁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文章、讲话比比皆是——无论是有些名气的或名不见经传的。

然而在我国,同样一句话,出自普通人之口,就如同13亿人中有人咳嗽一声,转瞬即逝,无声无息;而同样的话如果出自某名人之口,那就十有八九会成为不得的“名言”;同样一件事,老百姓呼吁多年毫无用处,一旦某位中央级大人物过问,马上就会有所反应、有所动作,可谓立竿见影,雷厉风行。关注说话人的地位、身份往往胜过关注所说的内容本身;对于思想言论的取舍大多取决于发布这些思想言论者的身份地位,而不是思想言论的本身。在中国,这大约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恰恰表现出我国思想、学术平等和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缺失。难道不是吗?

对钱老的“遗言”,中央高层领导发表言说,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央视新闻周刊播出专题评论节目长达21分钟。于是,中国教育界再掀“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改革的旋风(是否热闹一阵又重新归于既往这也难说)。然而,对“钱学森拷问教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现象,笔者接着也有如下“拷问”——

二、类“钱学森之问”早已有之,呼吁、论述汗牛充栋,何以今日才引起重视?

稍稍举例:早在2000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郭扶庚的文章,谈的就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问题(笔者并不知作者为何人);2002年,国家副总督学王文湛撰文《更新教育观念与培养创新精神》;2006年7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国大学应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是中外大学校长的一致呼声,仅举一例——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就说,他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一些留校的博士生最初很有创意,待了几年后,就没什么想法了,送到国外,又发展很快。这逼得王树国思考:现在的大学到底怎么了?他还结合非常形象生动地说:“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好了,真的是举不胜举。但与“钱学森对教育之拷问”不同的是,这些呼吁和论述——包括中外大学校长这样高规格的论坛言论,也并未引起中央领导或曰最高层领导与之相应的指示、讲话,自然也没有全社会媒体的广泛报道。央视是否曾经为那些呼唤创新教育的活动、言论做过专题节目,中央高层领导是否曾经有过与之呼应的讲话、表态,暂时还无从考查。何故?真的因人立言?抑或人微则必然言轻?诚如是,这是理性的科学精神吗?

三、中国人、中国大学的创新精神是怎么消失的?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这意味着什么,是无须细说的。我们不说什么“大思想家”了,仅就王国维、鲁迅、巴金、老舍、艾青、钱钟书、陈寅恪等等这样级别的作家、诗人、国学家等,1949年以后又出现了多少呢?如钱学森所说,我们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中国人、中国大学的创新精神是怎么消失的?难道创造出灿烂文明的中华子孙智力退化了?

知道怎么消失的,才能知道怎么把它找回来。

1.专制扼杀创新精神

说创新精神的消失,何止是大学呢?应该是从幼儿教育开始就消失了。钱老谈话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一句似乎倒是点睛之笔。创新需要的环境是人身、思想、学术的平等、自由、民主,中国封建社会有吗?君臣父子的等级是能够越雷池一步的吗?中国真正的大思想家如庄子、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大多生活于社会控制相对松散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有的学人诸子也开始要把先人的著述藏于墙壁中了,思想学术的繁荣戛然而止。国民党统治时期有思想学术的自由民主吗?“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蒋介石的原则。中国近两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性和思想的禁锢,导致中国的科技创新从走在世界前列而变为大大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以至于解放初“我们只能造出桌椅、茶杯等生活日用品”(毛泽东语大意)。

“西南联大”给我们的启示  而在民国初年至上世纪40年代末之所以还能出一点大作家、国学家、教育家,盖因蒋介石的统治一直在连绵内战和抗日中无法得以充分巩固,有时对于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其钳制和禁锢思想学术的触角还未深入到,所以这才有了组成于抗战期间的独特的“西南联大”及“西南联大现象”: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不满9年,就读学生不过八千,却人才辈出,大师云集——杨振宁、李政道2人后来成为诺贝尔奖(物理学)得主;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成为两弹一星功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还有任继愈、汪曾祺……西南联大在抗日炮火中却意外获得了思想学术的相对自由,立志振兴中华的创新型杰出人才的成长有了最基本的土壤和水份。否则,我们无以解释炮火中迁徙不定、生存和科研环境极差的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中国杰出人才的重要摇篮。思想学术的创新需要允许“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和机制。

2. 长期政治上的压制形成了“听话、顺从”教育的社会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50年代初有过“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如钱学森等这样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海外学成归国,这才奠定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基础。但很快知识分子刚刚活跃的思维和积极性就被“反右运动”的开展横扫得荡然无存,55万右派中大多是知识分子、技术人才——也可以说是更有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罪性”断语使他们万马齐喑,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创造”,而是“思想改造”。如不是当时主管科学院的张劲夫冒死给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让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不参加整风、鸣放和反右运动,以确保科研攻关的继续,保护了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中国的两弹一星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才能研制出来;而即便如此,文革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曾经有过怎样的干扰致使生生让日本抢在我国之前发射,人造卫星的攻关团队中10多人包括领头的科学家赵九章因不堪文革中莫须有的政治迫害而自杀身亡,这些现在一般是不大提及的。

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政治上的禁锢和压制导致创新精神荡然无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时提倡的是“做革命的螺丝钉”、“***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想创新吗?胡风给中央写了有关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问题的信(所谓30万言书),因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有所龃龉,于是竟被打成“反党集团、国民党特务”且波及全国大挖“胡风分子”;文学创作无疑属于创新的大范畴,然解放初的两部并未涉及当朝政治的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即遭到圣上钦点大力批判;写小说吗?毛指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谁还敢随便思想?谁还敢标新或是立异?至于文革中将所有文革前的文学作品几乎批判殆尽,全国的创作只听一位“旗手”的耳提面命,这些大约就不用细说了,而且那些最有可能创新的“学术权威”统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铁帽子。当文字狱、钳口术盛行,还可能有创新吗?谁还敢“冒尖”呢?当时全国八亿人口,只需要一个脑袋思想足矣——林彪的话当时宣传栏、墙壁上到处可见:“八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思想”。呜呼,创新!

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几乎成为社会生活全部的时候,这就更加强化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紧箍咒,“听话”教育成了孩子成长的全部要求: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父母与小孩子分手时叮嘱语几乎都是“乖,听话……”;而真正需要的鼓励创造和民主与法治教育倒是很少很少。耶鲁大学的校长就说:“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在如此“听话、顺民教育”的文化熏陶下如果还能有点创新精神,那只能剩下凤毛麟角了。

3、民主意识的淡薄和“官本位”文化扼杀创新精神

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开始解放了一些,但总是磕磕绊绊——意识形态是要求绝对“一元化”的,民主政治方面的“创新”——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如不得到上级首肯,即使出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或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或被“叫停”(当然也许不会像文革及以前那样遭到批判或逮捕,这也是进步)。由于中国特有的某“几项原则”和民主的缺乏,导致官本位意识在我国极其浓厚,“听话”教育及由此产生的“唯上、唯书”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在学术领域也须“唯领导或权威的马头是瞻”——领导不赞成的学术观点是比较难以出头的,“爱出风头、标新立异”是批评有与领导、权威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惯用语;对此类“标新立异”者,领导可以不派你去参加学术会议,不让你的课题立项,让你活活“闷死”。

民间俗语“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就是对中国官本位文化和现实的生动写照。笔者多次帮别人写过工作或经验总结,口授的第一条经验一般都是“领导重视”。在官本位的现实和文化中,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这些“创新”所必须的环境元素是无立足之地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就更加难以生存了——而“创新”恰恰就是与众不同的“新、异”。没有学术民主及平等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环境,没有鼓励创新亦即鼓励标新立异的氛围和机制,休谈培养冒尖的创新型人才。现在与“文革”及之前相比自然进步得天壤之别,但距离真正能够培育“创新”的环境和土壤,还相去甚远。

4、个性泯灭和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异化,导致创新精神成为稀有

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人的生理、心理个性也是没有相同的,因此,多元是绝对的,统一只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教育制度也应当是多元而平等的,应当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如美国以及其它某些国家,各个州、省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育法规都是有所不同的,而这恰恰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我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大一统的国家,教材是全国统一的,高考是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也基本是全国统一的;而教育的价值取向则是“听话”和“升学率、升官发财”的功利主义(古语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实际表现就是“应试教育”,承认个性的“扬长教育”根本没有,“补短教育”几乎成为教育的全部(以适应各种统考的需要)——而这些都与“创新”无缘,都是使人的、地域的个性泯灭的重要因素——更不用说新中国前30年是绝对强调“集体主义”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抹杀个人创造的,名曰“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追求名利”,实质扼杀创新精神和实践。

钱老在他最后的“谈话”中说:“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钱老所说的学术民主、挑战权威的一类令人振奋的场面,正是“创新”所需要的土壤,而在中国现有文化和制度下无法出现是必然的,除非中国的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有根本的改变。

四、无须总结的总结

我们知道了创新精神和杰出人才是怎么消失的,自然就能知道怎么把它找回来。

经济体制改革,使每个人都有了创业的权利和相对的自由,这无异于给人“松绑”,于是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只要你有能耐,就甩开膀子干吧:李彦宏、徐勇创立了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马化腾创立腾讯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在张瑞敏的带领下,海尔集团从一家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现在全球拥有7万多名员工、2010年营业额1357亿元的全球化集团公司,2008年第二次入选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十大世界级品牌”……中国民营企业在基本不吃国家补贴的情况下创造的产值已占全国GDP的60%以上,且解决了中国80%以上就业人口问题(引自中国宁波网)。这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经济领域的杰出人才数不胜数。经济领域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给中国注入了创新和“崛起”的生命力。

同样,当思想学术界、教育界可以如经济领域那样拥有更多平等民主、自主创新的机制形成之时,当真正可以“让思想冲破牢笼”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氛围、机制形成之时,当思想言论能在理性的前提下真正实现自由平等民主表达和宣示而无须为避尊者讳而以**代之时,当教育、文化不被异化为敲门砖、经济杠杆和御用工具而是按自身规律运行发展之时,当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得以完全建立、大学不再是官场、衙门甚至商场而成为真正的学术殿堂之时,当“官本位”从体制和文化、意识中真正退出而代之以民为本、每一种思想学术追求都能受到尊重甚至鼓励之时,当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被视为社会重要的价值取向之时,中国必定会迎来历史上又一个大大超过西南联大时期的“诸子百家”群星璀璨、杰出人才层出不穷令世界瞩目的时代。

中华民族岂是劣等民族?中国人的智慧怎可能退化?

而在大环境即创新精神得以滋养的“土壤”问题解决以后,学校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享誉世界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六大解放”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是啊,一个被束缚和压制的人如何能有创新精神呢?而如果能重读杜威,则也许启示会更多,因为陶行知毕竟曾是杜威的学生。□


(2009年11月/2012年1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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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点击浏览

1、视 频:【央视新闻周刊·视点】钱学森的“遗言”

2、2006年:中外大学校长谈创新(人民网)

3、2006年报道——大学校长共识:大学要成为国家创新的重要力量

4、耶鲁校长:“太听话”成中国学生最大缺点

 5、视频:西南联大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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