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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8 09:53

值得期待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

值得期待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

张燕玲

    60年前的今天,18岁的壮族青年韦其麟考上武汉大学的同时,在《新观察》发表了他的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大二又在《长江文艺》发表了后来被载入文学史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并被《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后来又推出单行本,翻译成多国文字,盛况空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最早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次年,21岁的壮族诗人韦其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年轻的会员,这个被前苏联《文学报》誉为“居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的天才的代表人物”(奇施科夫《李准和韦其麟》),60年来一直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

    60年后的今天,回望文学前辈,文脉清晰,文情却繁复。1990年代以来,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发生了世界性的种种变局,加上传媒技术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不同的民族、地域、性别、阶层,交错并置在一起,融合在全球化、地方性、族群性的环境中,又因作家各自个性特点、美学理想、写作追求、创作风格、文化趣味的不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日渐多样。可以说,现在的广西民族文学虽然没有出现胜景般的文学奇观,但多样化的写作也杂花生树。

    这是一批钟情文学的青年民族作家,他们在文学变局中自觉追求不变的文学内核。他们明白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最内在的本质反映,这个核心的含量、重量和质量是不可能改变的,无论社会形态如何改变或不同,文学的本质不会改变。只有对文学内核的坚守,才可能有新鲜的发现、感知和表达。于是,他们关注写作本身,既注重各自的民族身份,也关注各自作为作家本身所达到的高度。他们在接续文脉与地气中追求理想,追求穿透世道人心的艺术力量,追求地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艺术性的有效融合。虽然他们的创作实绩未能翘楚于全国青年文学,但也佳作频频。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也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我企望能从这幅少数民族文学版图辨识近三年那些令我动心的清新风貌并记录下来,以为小引利于更多同行的研究。

    民族书写:现实与梦境

    我常常行走于民族地区,也常常感叹那些充满民族个性的生活习俗在现代化的双刃剑下渐渐消失。但在生活深处,民族暗语依然潜行,尤其是那些长者的虔诚守护,他们常常生活于梦境与现实中,视梦境与现实同样重要。这样的质地同样体现在民族文学作品中,尽管文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会不时发现,民族地区的文学新作中那些值得珍视的东西、那些与汉文化有差异性的东西常常闪耀着我们梦想的星光。比如那部挥洒着红柯再造民族神话出色能力的《生命树》,充满了红柯的心性气质与小说精神,那首摄人心魄的蒙古长调奶歌绵延不断,故乡、母亲、土地、自然、生命,几条故事线一一展开,舒展动人,如梦如幻。作者从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出发,现实与幻觉交织,人与自然相生,异乡与故乡神契,充满着隐喻、神性与诗意,冲击着我们的心扉,也直抵世道人心。还有回族作家李进祥的《换水》,他居然以讲述性的语言和淡淡笔触把现实生活讲述成一个传说、一个由洁净到沾染了污秽再到洁净的梦想过程,而现代生活所有的伤痛和挣扎,都隐在人物故事背后,隐在文字背后,支撑其中的是回族人的信仰、尊严与梦想,而梦想比现实更接近文学内核。

    虽然广西还缺少这样独特而动人的小说,但我还是在壮族的李约热、黄土路、阿耒、陶丽群、潘小楼、王勇英、梁志玲、蒙飞,瑶族的光盘、潘红日、纪尘、冯昱、林虹,侗族的杨仕芳等人的小说里,感受到这种既冷静面对现实又根扎足下大地、既接通那些包围自己的充满本民族暗语的精神原乡又书写现实的底层沉默与梦想的小说。这些作品荒诞又神秘,或隐忍或清新,直面严峻现实,却始终怀抱着理想。

    李约热曾获过或入围过多个国内小说奖,小说集入编“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去年《作家》发表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欺男》。作品以平民化的视角,讲述1980年代初发生在南方野马镇既真实又荒诞的故事,或者说它承载了野马镇80年代的历史。是的,长篇小说是承载历史的。李约热写过有全国影响的系列中短篇小说,比如描写梦想与现实冲突的《戈达尔活在我们心中》、对乡村伦理追认和人性自我反省的《青牛》,而《李壮回家》《巡逻记》则追问社会转型期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那群难以关怀和教养的时代孤儿,如何寻找与重建我们失落的家园——哪怕一块葬身之墓地?他仅用具有横断面意义的故事就告诉我们那些沉默的底层同胞是如何坚韧地“活着”,因为哺育他们的村庄不再是“涂满油漆”就可以隐喻和象征的了。戈达尔、油漆、青牛、一团金子、墓道等等在善用意象的作者笔下,仅仅是一枚种子,它们在他心里发芽生长出这一个个意味深长的世情和人生片段,尖锐、内敛而内省,充满隐喻和文学力量。但它们还不足以成为历史,中国乡村“野马镇”1980年代的历史在《欺男》里。

    是的,1980年代已经是“激情与理想”的代名词,然而李约热说,“那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是被命运放逐的人们。他笔下的人物——野马镇的人们,那些在苦水里浸泡太久而发慌、发傻、发病的人们,就连孩子也是这样。这个令人疼痛和堵心的“屁民”的故事,那些普通平凡、没有权势的农家子弟,一如可以“慢刀割肉”的马万良及其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只能被村霸黄少烈凌辱欺负,只能在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凶险与神秘,“屁民”们在这里不过是生活与利益与权势捉弄的脆弱存在,悄无声息地消散在相互围观与敌对中,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彻骨荒寒。尽管故事发生于1980年代,但作者告诉我们,“就是把他们放在清朝,他们也是这么过”,“很多年前,我就是他们”。这是乡村少年的伤痛记忆,及其乡村底层的命运挣扎和根深蒂固的国民性。作品笔触尖锐,犀利惨烈,直指时代、权势和所有的人心,读之便有“生活大于故事”之感,有痛于生活之痛,痛于我们身上也有的看客围观心态,以及欺小凌弱的势利、恐惧懦弱的无骨、争当奴隶而不得的奴性等等国民性。作品叙述尖锐,但不失悲悯。这个应该得到更多关注的长篇小说,一如他笔下大多的病态人际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回归到良善,精神追求依然指向理想主义。最终,马万良的灵魂依然悬在野马镇的高处,指向家园,梦想着人间最后的一抹暖意,荒诞的表象下,内蕴着一种潜在的文学力量。我想,这得益于李约热叙述的内敛,得益于他谦和的外表下一颗如野马奔腾的心灵,得益于他日常沉静而散淡的脸庞上那双明亮的眼睛,他把这股热能化入了他的笔尖。这个素质全面的作家,一直深知文学的虚实之道,在《李壮回家》中,他高妙留空的艺术空白和真实的幻觉,也许已经意识到《欺男》叙述的“满”与“实”,期待自己有所改变,让自己的创作呈现出更丰富、更自然也更自由的形态。

    读光盘的小说,我们常常无需考究他笔下荒诞故事的可能性,但却真切感受到命运无法把握的可能性,感受到人物极端性格的悲剧性,感受到故事里穿透的无奈和悲凉,以及命运顽强透示出生活最后的质地。极度荒诞的故事背后深潜着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和心灵伤痛的深度思考。这是我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时对光盘《王痞子的欲望》的推荐意见。令人佩服的是,光盘多年来继续保持着强盛的创作状态,继续用幽默荒诞的手法,书写人性的无望和疼痛。比如,《搞好关系》中那一串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故事,《美容》对瑶家文化的蒙昧之处的深刻审视与批判。值得一提的是他去年的中篇《慧深还俗》,讲述慧深和尚为抚养捡到的女婴,还俗当父亲的故事。令人想起那个“一生的终极理想就是为了生一个女孩给恩人做妾”的王痞子,可喜的是今天的慧深已经站立在更高的人性层面,因为慧深不是报恩,他是从虚幻世界的洁净,走向了世俗社会的上善,实践了从神性到人性的完善,小说也在更深层的维度上,思考着关于人以及生存和灵魂的话题。如果说这是个温暖的有梦想的叙述,那么新近的《渐行渐远的阳光》的内核却有股令人疼痛的狠劲,光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心酸的人生百态图,当城乡结合部的棚户重病后,在求助无门之时,只能拖着病残之身心牺牲妻子,并依住在妻子再婚小楼的一层。荒诞的故事透视着人物心灵深处不可承受之伤,颇具宿命色彩和悲剧性。这些发生在瑶族故乡桂城、沱巴、玫瑰镇的故事,便是光盘小说叙事的起点与归宿。一方面他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展示了人类在荒诞现实中的生存之痛与心灵之伤;另一方面他则以瑶家后人的身份描述瑶山沱巴人在转型期的生存境遇,展开对瑶家文化的现代思考。

    近年,同样以荒诞手法探秘与拷问人性的还有“70后”作家杨仕芳,他的新作《没有脚的鸟》是写逃难而至并成为“我”的婶婶和老师的“余老师”,婶婶美好得鹤立鸡群,而无法言说的身份却如无脚之鸟,无法在生活中飞翔,只能从落难到短暂幸福到暴露入狱,故事起伏跌宕,唯美感伤,颇具理想主义色彩。这种一厢情愿的勉强,同样出现在《谁遗忘了我们》中,小说写荒诞人生中民办教师永被遗忘的故事,前半部很不错,有想法有耐心有追问。但后半部粗疏坍塌了,杨仕芳心急了,又一厢情愿地让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巧合相连,给人一种带着粗疏的故事直奔主题之感。其实,我们感受到了他对现实与梦想的关注,但“故事大于生活”,太实太满了。便想,我们可否在作品的气质和文学品质上有更高更多样更俊逸的追求?可否在生活况味和小说意味上多些诗性?可否有些虚幻性的非现实的元素?一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如此残酷的现实故事,却内涵着一个如此纯真唯美的形式与内核。

    女性写作:向内与向外

    在广西民族文学中有一批不可忽视的“70后”少数民族女作家,她们用女性的敏感探触广西红土地上血肉肌理的大美和柔软,留下一篇篇“身体中的灵魂书写”(何向阳语)。是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置身多重边缘命运,她们的书写有着明晰的女性气质,身体、情感与社会始终占据了她们写作的主要部分,“她们较少用外在的意识形态规划约束自己的情感与思维,投射出具有女人个体对于历史、命运、爱情的体验、感悟、意绪和理解”。(刘大先语)这种从身体内心向外部世界的开掘,是女性“身体中的灵魂写作”。

    瑶族的纪尘是广西非常具有艺术天性并特立独行的女作家,她的女性成长和苦难的小说系列,持续地提供着对于女性历史与个人的经验思考,尤其对女性精神成长的探索,颇具先锋意义,如《缺口》《美丽世界的孤儿》等。她注重女性身体性写作,追问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质疑女性自我的出路,没有盲目地张扬女性背叛与反抗,是一种女性精神自我的深度写作,充满了灰暗、紧蹙、憋闷、无力反抗的灵魂绝望,让人窥见当下生活在光鲜背后的暗角,女性灵魂深处的悲剧意识,以及女性成长所经历的疼痛和超越疼痛的能力。纪尘的文风颇似10年前的林白,一如没有止息的南中国的阴雨,反复地述说和倾诉,密度却很大。她女巫般敏锐感性的叙述,是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和绚烂的意象见长,带着浓郁南方气息的本土化,它们在南方的神秘和残酷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渴望幸福和温情的柔弱心灵。

    也许纪尘更多流淌着瑶族人善于迁移行走冒险的血性,近年,从来只听从远方呼唤的她依然灵气逼人,一以贯之地不畏劳顿艰险,不畏不可知的下一秒,独自穿越欧亚大陆和中东,以身心独行远方,以细腻透彻的生命体验、热烈沉郁的精神思索,自内向外地实践着她的身体中的灵魂写作。笔尖下曾经围着火塘的瑶族婆婆,已经变成她的远方的《爱与寂寞》。《叙利亚篇》《约旦篇》《黎巴嫩篇》《俄罗斯篇》在2012年的《山花》上发表,展示了她自由行走的人生状态,而女性的精神之花隐秘而蓬勃地盛开。

    壮族女作家陶丽群、潘小楼、梁志玲、黄芳、徐雪萍、刘永娟、向红星、潘茜等也有不俗的创作实绩。令人惊喜的莫过于来自百色的陶丽群,1979年生人居然会沉潜一隅,远离热闹,呈现出同代人罕见的对乡土写作的倾心。她对女性、大地的深情厚意,对乡间伦理、人间善意的精神探索,使她作品的人性与社会、人间与自然相生相应,满目暖阳,动心动人。她的笔触深入泥土和人心,那句出现在多部小说中的“金子啊,土地”,是现代转型期农民对日渐稀少的土地的千古呼唤,是她自内向外的灵魂书写。一如明丽暖阳般的《漫山遍野的秋天》,讲述了残疾貌丑的女子三彩为了生活最低的要求,独自守望自己的土地,并为之燃烧的辛酸故事。这个渴盼爱与孩子并虔诚几达宗教地步的丑女人,她还有没有追求爱的权力?她还有没有生育的能力?如果有,却一次次因外貌被抛弃;退次之只求一个孩子,却也九曲回肠。所幸,艰难的生活让没有生育能力却热爱土地、渴望安宁生活的黄天发走进三彩的寒荒生活,并让三彩尝到了生活的美意,外貌的宿命使三彩对此难以置信,并惶惶不得终日,生怕黄天发一如前两个男人一样突然蒸发。一个失爱女人的心理精神,难免分裂。陶丽群没有让她再三被弃,也没有夺走她终于满意的生活。因为丑女人勤劳良善、实诚执著,出走的黄天发原谅三彩因怜悯智障儿而怀孕之过失,回来与她共同抚养即将出生的孩子。“土地给他粮食,也给他孩子”,这颇具象征意义,天道终于酬谢勤善与母性了,故事散发着自内向外的深沉的悲剧色彩与浓郁的女性气质。这种典型的自内向外的女性视角,不仅写出失爱女性心理精神的宿命感,更表现了女性坚强与隐忍的生活态度,尤其女性灵魂散发的人性光辉与生之快乐,与陶丽群丰沛而细腻笔致下的满纸秋阳暖意、泥土芳香、万物生机相生,与母性、大地相应,饱满大气。而那块黄豆地及其三个坟茔的意象也把人与土地的血肉关系推到了精神高度,颇具寓言化和象征意义。

    获《民族文学》2012年度奖的中篇小说《一塘荷香》则是以女性视角关注外部世界的乡村社会,生于斯长于斯,对乡村的捻熟,她的外看自然是来自内心的体察。上门女婿李一锄与村霸赤脚医生廖秉德两代与土地的恩恩怨怨,故事深刻、伤感,风水轮流、人心变幻,同样有着深沉的悲剧色彩却上善若水,温良始终。“‘噗’的一声,有一只青蛙跳到荷塘里,大概撞到一朵荷花上了,有淡淡的荷香弥漫过来,月光如水,往事远了,夜静了下来。”整个故事在温暖中结束,恩怨情仇也泯笑在这方清辉下的荷塘了。小说把自然与人性的温度和宽度,在善意与仁慈的笔调中,铺展得淋漓尽致、沉静感人。而贯穿小说的荷塘意象是个不错的虚笔,既成为富有张力的隐喻与象征,又显示了陶丽群文学虚实之道的领悟。此外,陶丽群还有一批颇具韵味的散文创作,如以窗口为视角的《庭院中的光景》,书写寻常人家的甜酸苦辣、生老病死,让我们如读她的小说一样,通过女性视角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缩影,看到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生层面,看到时代与社会缺失却沉潜民间的人间善意。当然,陶丽群要获得更强大的叙述力量,避免叙述的些许琐碎,也许多读诗歌可以增强叙事的简洁干净与丰富诗性。

    个性飞扬的潘小楼的系列中篇小说也散发着浓郁的女性气质,尤其《魁山》,故事奇崛而忧伤,叙述却清冽迷人。浓郁的壮族年节乡俗,如以包“拱背粽”的精细过程贯穿故事,包含着浓郁地域文化传统内核的日常生活——那些世代相传的宗教意识与民俗观念润化在一个个细节里,如壮乡的“巫师”、喊魂、招魂、壮医、偈语、预言以及壮族民居等等,平和散淡,日常捻熟,犹如一幅色彩清远的写意国画,意境细腻沉静,语汇鲜活个性,洋溢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见心见性见情。它们衬托着鬼山(魁山)村落以及九伯一家鬼魅的命运,传递着壮族山寨心灵的暗语,神秘忧伤,却余味绵长。

    《魁山》已经从作者早几年的叙述迷宫挣脱出来,记得她那部书写充满迷幻和自恋色彩校园生活的《罂粟园》,极力渲染一个对众女生有害却让人深陷其中的游戏,虽然悬念迭起、扑朔迷离,却有凌乱和自恋之感。还值得一提的是她去年初的中篇小说《小满》,这个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虽然延续着她峰回路转的叙述迷宫,为追求故事性写得有些满,巧合太多,不如《魁山》疏密相间的内在张力和神性,但《小满》充满对复杂人性的体谅,对艰难时世中人物择善而生的书写。作品塑造了一位隐忍坚韧、博大包容的母亲形象,魅力虽不如《魁山》那位仅寥寥数笔、一句“这是讳的”就栩栩如生的民族长者“奶奶”,但这位母亲面对儿子的过失与决绝、林姨的一再背叛、后勤主任和老黄的伤害与资助、儿子女友的死与病等所表现的宽容和善,散发出了人性中坚韧恒久的光辉。她与儿女两代寄生城市的无根漂泊,惨烈而无助,深切而疼痛,却又和善而坦诚,充满宿命感。潘小楼文字干净感性,小说开头一个8岁男孩对小满时节蔷薇清气的细腻感受,不免着上女孩的颜色,也许小楼今后要注意如何贴紧笔下人物?

    这种给人以人物错位感的还有梁志玲的小说《微尘》,这个与《小满》有些相似却略为单薄的故事,也一度令我误以为是女孩视角。梁志玲钟情文学,创作颇丰,一直关注与书写那些像微尘一样活着的小人物,书写他们无奈、纠结与沉默的存在。比如,《自圆其说》以精神胜利法来修复生活与人性,充满了生活况味和源于生活疼痛的悲哀无奈。

    而毛南族的梁露文却显示了别样的艺术追求,《民族文学》“80后”“90后”专号发了她的短篇小说《白鸟臆想》,小说展开意识流的翅膀,把时间让给空间,以数个生活空间和场景呈现为主,节与节、篇与篇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人物剪影似的,冥想、空灵、感伤。被生活折翅后的同性温暖,隐隐透露出受伤后的别样意趣,飞扬着女性的诗意。当然写意的叙述难免粗疏。如此以女性故事体现情感的多样性,以及充满女作家的理想主义情怀与唯美情致的还有林虹的小说《梦婴宁》、刘永娟的小说《丢丢的舞蹈》。而黄芳诗歌中那些生命与情感相融的《是蓝,是一切》,是心灵的《仿佛疼痛》;徐雪萍在诗歌中深情地对边地进行歌唱;在《迁徙》中追寻自我的向红星,以自己曾经候鸟般的生活与自然界候鸟互文,从而感知自然、人生与人性,笔致静好清雅。她们充满女性的自省,以及女性精神在现实中曲折婉转的表达,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她们对身体中灵魂的书写。

    多样写作:本土化与现代性

    广西青年民族文学杂花生树的多样化书写,既呈现了当代民间社会是如何在大时代中蜕变消融,又流溢出浓郁的民族韵味和民间文化的气息,初步建立了带有普适色彩的美学风格,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体现少数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关怀,或关注同胞的底层挣扎和沉默,或亲近自然土地,或抒写遭遇现代经济时代冲击下民间社会残存的诗性。

    其中,刚迈过青年期的潘红日、严风华、蒙飞,近年却勃发出各自创作的青春,佳作频频,他们不约而同地书写民间那些活泼泼的生命,一任狂放的想象力脱缰而去。如曾经长于以喜剧性的语言书写乡村看似荒诞事件来表达对民间现实深切体认的潘红日,三年前从鲁院学习归来便少了原来的油滑,多了叙述的真诚,他把原来的嬉戏化为含泪的笑。他新近的中篇小说“三报”(《报废》《报销》《报道》),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颇具讽刺意味。潘红日以他惯常的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社会边缘化的单位——文联一系列被同化与异化的故事,无常无奈。他深入生活的洞见、自我戏谑的民间智慧,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溃败和文人的无奈与沧桑。《报废》书写文联一辆破旧公车艰难而复杂的报废故事,《报销》是市文联主席章富有为了报销拖欠的账单而疲于奔命的过程,《报道》则是宣传报道中的无谓无奈。都是日常生活片段,潘红日于寻常处发奇崛,把整个文联系统内的喜剧闹剧反转剧等等鲜活上演,在他含泪的笑里读者领略了《儒林外史》之遗风,更感受到他直指世道人心的绵里藏针,步步问心,尖锐而宽厚,以及以同情之理解的审视与批判,颇有善意与人性关怀。潘红日一直擅长写民间小人物,我们能从中听到他们从土地深处长出来的破土的声音,能感受他们讲述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隐含魅力。

    具有同脉文风的还有蒙飞,这位曾以壮文长篇小说《节日》获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壮人也在努力开掘人的精神困境,只是比李约热、潘红日圆润温暖一些。近作《塑像》以戏谑笔调叙述一位有良心商人的精神困境,故事虽有些单薄,却沁透着感伤和无奈。老人去世要入土为安却无土可入的冲突,壮族丧葬习俗、拒绝建纸厂与短视村人的误解形成巨大的矛盾张力,而蒙飞笔触却有难得的从容沉静,不疾不徐地开掘着生活的内在蕴含。故事开头平静而生活化,以真实的述说引人入胜,而不是靠故事的外在吸引读者,在真实与平静中藏着一种紧张感,让人物纠结的心理和生活的无常复杂推进着故事,有想法也有章法。蒙飞是以人物的内心打动我们,其中人性与良知始终是人物与故事的底色,圆润温暖。他用经济的笔墨写出了相对完整的人物与故事,可惜格局小了。此外,他颇具个性的叙事方式,也有着潘红日的自然流畅和民间文化的余韵,俗话俚语常常喷薄而出,似乎脱胎于山歌,又似三句半,不时闪烁着游戏精神和方言的魅力,语势犹如雨后江河浩浩荡荡一往无前,颇具节奏和质感。便想,蒙飞也许需要关注一下潘红日的文字控制力,因为运用自嘲戏谑反讽是需要天生的分寸感和掌控力的,多迈一步就容易油滑而伤害到文字的肌理。

    近年以追寻和状写广西民族文化的散文家严风华,常常一人行走于广西各世居民族的山山寨寨,以散文对各民族的族源、节庆、饮食、服饰、婚姻、家居等生活习俗进行了个性化描绘,如《民间记忆》《一座山,两个人》《壮行天下》等。近期,他的作品有些改变,多了对接传统和人心追问的理性自觉。如《万年目光》中,不同的人先后穿越壮族圣地——麒麟山,第一道目光来自中国社科院裴文中教授的发现,它与壮族先人的目光的对视,与壮族后人(我与同行者)对接,一句“车上谁是壮人?”“壮人的目光又磁在一起了。那是穿越和延伸了万年的目光”。“目光”这道文眼贯通文气并传承和接续了民族的血脉与文脉。好视角好题材,可惜作者点到为止,放弃了开掘深挖的空间。而新近的《风掠过的时光》则更深沉灵动,满纸好风如水,丝丝缕缕,却静水深流,沟通历史时间和人文地理,其中世间烟火人气、书斋文气与名士风骨跃然纸上,文本也从一个壮乡山间接通了外部世界与现代人类文明。

    黄土路的《从一片枫叶上回家》也有着深沉的民族文化怀旧意识与现代反思,文章从马山甲篆山村儿时的记忆启笔,“那几天”大人很忙,“原来壮族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三月三)就要到来了”,家家忙做五色糯米饭,乌黑的是枫叶水。“多年以后”枫叶少见了(山林也建了新房马路),五色糯米饭常常五色不全;山歌还在,那是某个赛歌会录下刻成粗制滥造的VCD,也只有老父亲与村里几位老人围着火塘,静静地听,然后沉默。一个民族重要的“节日最初的意义消失了”,“只剩下节日本身”。看枫叶成了文化活动,却失望而归。为了从一片枫叶上回家,他再次独自踏上寻找枫叶之旅。这份心灵的挣扎与眷念,既是民族的执著与忧郁,也是一首余味绵长的挽歌。流淌着浓郁的民族韵味和民间文化气息的,还有壮族钟日胜行走笔记式的报告文学、仫佬族何述强的智性散文。那些与白天活跃热闹的何述强大相径庭的散文,沉静唯美,颇具灵性。值得关注的还有壮族女作家王勇英笔下的少年生活,充满了桂东南丘陵地带的万物花开与灵性飞扬。她的“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以及新著《水边的孩子》以委婉的笔调,不动声色地叙写了依山傍水的偏僻小山村里一群群孩子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成长,它们以现代社会稀有的静气和精气赢得了儿童文学界的青睐。

    置身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队伍中,尽管广西的青年作家整体上未能凸显优势,但更年轻的“80后”“90后”作家已经崛起。这些年轻的作家,我大多未曾谋面,但他们作品所传达的灵性才情感动着我。1986年出生的阿耒有些像广西民族文学的野生植物,其小说气质野气横生,小说《弟弟黄虎》便生于乡土深处,那里有令我们无言的现代中国乡村深处的忧郁。而生于1989年的微克的组诗《声音》如此感性敏锐,丰富的想象力如此细微。在《又想起母亲》一诗中,诗人从每天楼道的清洁工写起,在节制的干净的文字后,却分明潜流着一条奔腾的情感之河。这是个对生命有真情有理解有爱心,当然也具备诗人素质的青年诗人。还有艾芥的组诗《收割后的田野》,地气与心气、聪慧与沉静扑面而来,令人动心。面对当下满目玩弄小灵感小聪明的平面的诗歌,再读到这些清新深沉与独特入心的诗歌,感觉真好。这些被文学照亮了的青春和生命,他们明白面对新的时代,许多东西正在发生变化,不变的是作家对文学的忠诚、对专业精神的坚持和对现代文脉和民族精神的接续,他们是广西文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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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堂 2015-02-21 12:36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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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堂 2015-02-21 12:36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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